“中朝名士”及其思想
“中朝名士”是指西晋中叶，即晋惠帝元康（291—299年）前后出现的一批名士，故亦称“元康名士”。以向秀、郭象、王衍、乐广、王澄、谢鲲等人为代表。其中，一部分人继承“竹林七贤”的遗风，放浪形骸，轻视“名教”。向秀、郭象则致力于理论探讨，实现了何晏、王弼所倡导而为阮籍、嵇康所发挥的儒道合流。
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出身贫寒。是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后与郭象齐名，成为“中朝名士”的重要人物。所著《庄子注》曾为嵇康所读。郭象（252—312年）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出身寒门。少年时代即表现出才气，善辩论，喜好《老》《庄》，以注《庄子》闻名。
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力图以《庄子》的形式，容纳更多的儒家内容。因此，他们对《庄子》本文中凡是排抑儒家的文句，都以儒道相融的观点进行注释，以便证明《庄子》与六经、自然与名教、儒家与道家的不可分割，借以加强儒学的地位。这样，他们就从老子学转向了对庄学的研究。
向秀、郭象不同意何晏、王弼的观点，认为“无”不能生“有”；也不同意裴
的观点，认为“有”也不能生“有”。他们提出了一种叫作“自生”的理论。郭象说：
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齐物论注》）
按他的解释，“自生”就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生而生”，一切现象都是没有因果联系的孤立的存在。他说唇亡不是齿寒的原因，齿寒也不是唇亡的结果，皆“彼之自为”（《秋水注》）。他甚至说：“罔两（影外的一圈阴影）非景（影）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齐物论注》）用以论证结果同原因毫无联系，以无因论反对“贵无”和“崇有”。
郭象还认为，“自生”就是“欻然而生”“欻然而死”，一切现象的变化转瞬即逝，不可捉摸。他声称，不仅天地万物“今一交臂失之”，而且对自己的存在也表示怀疑。他说：“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岂守常故哉！”（《大宗师注》）在他看来，世界不过就是忽然自生，忽然自灭，不可深究，也不能深究。所以，他称“言之者孟浪，闻之者听荧”（《齐物论注》），即做老师的是冒失行为，作学生的是接受迷惑。他主张：“遗知而知，不为而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称绝而名去也。”（《大宗师注》）这是说，人们舍弃知识就是知，无所作为就是为，顺从命运就是生，不去思虑就是得；知识、名称、概念都可以不要。他要求人们对待世界，对待人生持“无可无不可”（《齐物论注》）的态度，不必拘泥于“无”生“有”，也不必支持“有”生“有”。
郭象上述理论的实际意义，在于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对立。按他的说法，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孤立存在的绝对，那么，“自然”与“名教”也就没有矛盾，它们各有自己存在的根据，对于世界都是不可缺少的。
由此，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齐物论注》）。人们若能“任自然而居当”，即顺从自然的安排，尊卑、贵贱、君臣上下，各守其位，天下就可以太平。对于礼法，他也作了巧妙的辩解，他说：“刑者，治之体，非我为；礼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知者，时之动，非我唱；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大宗师注》）礼法刑政都不是人为的，而是一种自为、自行、自动的约束力量，也是不能少的，这样就为人为的压迫秩序找到了“天理自然”作为依据。为了维系君臣上下的统治关系，他主张有君论，提出“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人间世注》）。把君主专制看成是贯通天道（自然）与人道（名教）的最高体现。这样，道家的某些思想就被解释为儒家的“君为臣纲”。可见，郭象的《庄子注》，把“自然”注入了“名教”，又使“名教”渗透于“自然”。
郭象还认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各人自身的本性所决定的，与生产活动无关，以求为“名教”制造人性论上的根据。他提出“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其原因是“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达生注》）。所谓“至理”，即“自为”“自然”之理，人性也是“自然”形成的，不能加，不能减；生在头的地位，只能做头，只能在上；生在足的地位，只能做足，只能在下，这就是“自然”。如果大家都认识到并且遵守这个“自然”之理，那么，“小大之辩，各有阶级，不可相跂”（《秋水注》），天下也就太平了。
玄学思想发展至向秀、郭象阶段，实际上已告终结。东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至南朝宋、齐、梁、陈，佛学逐渐取代玄学的地位而日趋兴盛，但玄学的余波未泯，直到唐初还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已不是重要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