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料概述
隋唐五代时期开始了多种丛书和类书的编辑工作，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学术专著和工具书。
唐孔颖达等编辑的《五经正义》，是儒家主要经典的汇编，具有儒学丛书的性质。共二百二十三卷（与宋十行本《十经正义》中《五经正义》卷数稍异）。计有《周易正义》十卷，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正义》二十卷，用孔安国传；《毛诗正义》七十卷，用郑玄笺；《礼记正义》六十三卷，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用杜预注。这部书集编辑、注解与议论为一体，是研究南北经学以及儒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五经正义》的版本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通行的版本是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道教的丛书有《开元道藏》。
道书的汇录，实始于魏晋南北朝，有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载的道书目录、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南朝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南朝梁陶弘景《经目》、北周《玄都经目》、《隋书·经籍志》“道书总目”、唐初尹文操《玉纬经目》等。但这些书籍只录经目，不收经文，真正编辑为“藏”（道教丛书）的，则是《开元道藏》。
《开元道藏》又叫《三洞琼纲》，由唐玄宗主持，在开元（713—741年）中期着手编辑，共收各类道书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一说五千七百卷，一说七千三百卷），于天宝七载（748年）诏令传写公布。这部书具有《道藏》的初步规模，成为以后《道藏》的最初蓝本。
佛教丛书的编辑也同《道藏》类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只有佛经书目，编辑《大藏经》则是在隋唐之际。当时，不叫《大藏经》，叫《一切经》。隋代有一次大规模的编辑《一切经》的活动，就是从开皇至仁寿年间（581—604年），共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见法琳《辩正论》，《大藏经》卷五十二）。《隋书·经籍志》也说，开皇初，京师及各大都邑之处，“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所以《一切经》也叫《藏经》。唐代和尚慧琳曾为《一切经》注音，书名《一切经音义》。这些都是后来编辑《大藏经》的原始资料。
至于隋唐时期的类书，有以下几种：
综合性的类书，有《北堂书钞》《群书治要》《艺文类聚》。
《北堂书钞》，唐虞世南辑。一百六十卷。北堂是秘书省后堂，这本书是他任秘书郎时所编，故名。摘录群书名言隽句，分类编排，共八百五十二类。《群书治要》，唐魏徵等辑。原为五十卷，现存四十七卷。这本书依据六经、诸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摘录其中有关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精要，分类编排，辑录成书。《艺文类聚》是唐欧阳询等人所辑。一百卷。根据一千四百多种古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分为岁时、政治、产业等十八部。以上三种类书，保存了诸如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列子》等许多重要的思想史料。
佛教方面的类书，有《法苑珠林》，唐道世辑。一百卷（另有一百二十卷本）。根据佛经所记载的故实，分类编排，共一百篇。篇各有部，部下又有小部，都以二字为题，共收六百四十多条，都是引用佛教经、律、论的典籍。篇前大都有作者的概述，篇后又引用故事传说加以佐证。这本书所依据的典籍，除佛经外，约有一百四十多种。除收入《大藏经》外，另有《四部丛刊》本等。
道教方面的类书，有《三洞珠囊》，唐王悬河辑。今本为十卷。此书辑录二百多种“三洞”（洞真、洞玄、洞神）经书的精要，分类汇编，不加论说。内容多为古代神话故事和南北朝以前的方士、道士事迹。由于引录的道书较多，保存了一些已佚失的经文。此书收入《道藏》七百八十至七百八十二册。
隋唐五代思想史料已不同于过去主要是以史书为根据，而是有官方的、民间的和自撰的这三种来源，例如，主要的儒学学者韩愈，其生平事迹史料可分为几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自述，有《为宰相贺白龟状》《复志赋》《释吉》《与李翱书》（以上均见《韩昌黎集》）等。另一类是与他同时代人的记载，有李翱《韩吏部行状》（《李文公集》卷十一）、刘禹锡《祭韩吏部文》（《全唐文》卷六百一十）、裴度《答李翱书》（《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等。再一类是传记和年谱，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传》、宋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宋樊汝霖《韩文公年谱》（有清《韩文类谱》，又名《韩柳二先生年谱》本）等。
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史料也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其自述，有《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祀期日说》《与杨诲之第二书》（以上均见《柳宗元集》）等。另一类是与他同时代人的记载，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祭柳子厚文》、刘禹锡《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崔群《祭柳州柳员外文》（以上均见《柳宗元集》附录）等。再一类是传记和年谱，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柳宗元传》、《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传》、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周敦颐《柳先生历官记》（以上均见《柳宗元集》附录）等。
再如，主要的佛教宣传家慧能的生平事迹，除收入《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列传》以外，其自传是由他的弟子法海写的（见《坛经·行由品》）。与他同时代的王维写有《六祖能禅师碑》（《王丞相集》卷二十五），柳宗元写有《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柳宗元集》卷一）述其事迹。在他死后，官方或民间编写的《景德传灯录》卷五、《宋高僧传》卷六、《传法正宗记》卷六、《古尊宿语录》卷二都记载有他的言行。
隋唐五代时期还较多地进行了思想史籍的辨伪工作。柳宗元在《辨列子》一文中（《柳宗元集》卷一）最早提出《列子》是伪书的问题。他在文章中举出《列子》书中的一些矛盾之处以后，告诫“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唐房乔等人作的《晋书》，对《庄子注》的作者提出了怀疑，遂引起后来长期的争论。此外，陆德明等人也做过古籍的考订。这一类的研究课题也是具有开拓性的，而成为宋代朱熹、叶适等人考辨研究史籍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