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治思想

法家思想的总结者韩非（前280—前233年）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他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丧师失地，面临被秦国灭亡的威胁，上书韩王安建议变法图强。他的建议未被采用，便退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读后大加赞赏。公元前233年秦攻韩，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他到秦国不久，便遭李斯、姚贾陷害，死于狱中。

韩非的学说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中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他强调君主必须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他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代表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成果。

韩非的法治思想非常重视赏和罚的作用。韩非认为，运用赏罚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信赏必罚。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法律，除君主之外，无论什么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二是厚赏重罚。他认为人皆欲利恶害，厚赏能够使人很快得到所追求的利益，重罚能够很快制止人们为恶作乱的行为，所以越是求治恶乱心切，就越要厚赏重罚。三是“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意思是说，法律规定的奖赏应该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的，法律规定的刑罚应该是人们经过努力能够避免的。这样，就像把人们引导到平坦的道路上，即使是盲人也不会掉进河里；即使是愚人，只要安分守己，也不会遇到危险，上下之间就有了恩情。赏“可为”，罚“可避”，赏罚才能发挥劝善禁恶的作用。

韩非的政治思想是与他的社会伦理思想相联系的。他继承并极端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唯有物质利益是真实的，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全是虚伪有害的东西。《韩非子·备内》篇说：“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卖车的愿人富贵，卖棺材的愿人死亡，不是卖车的“仁”，卖棺材的“贼”，而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不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说，地主给雇工食物和工钱，是为了买他的劳力，“非爱庸客也”；雇工“劲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非爱主人也”，是为了换取美食和钱布。《韩非子·六反》进而说，父母子女关系亦是如此，子女“俱出父母之怀袵”，然而生男则相贺，生女则杀之，是“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至于君臣、君民关系，更谈不上仁义道德。“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他无情地指责一向被美化的仁义道德，针锋相对地宣称：“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王霸矣”（《韩非子·六反》）。抱有这样的社会伦理观点，在政治伦理方面除暴力和权术之外，当然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富国强兵是法家的一贯理想，也是韩非法治思想追求的目标。为了富国强兵，韩非的主要政治经济措施便是提倡“耕战”。他要求提高从事耕战者的社会地位，而把不从事耕战的人一律斥之为社会害虫。《五蠹》篇把“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逃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邦之五蠹”，主张加以铲除。为了富国强兵，韩非还主张加强思想统治，禁止法家以外的一切学派活动。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战国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限制贵族特权，维护新兴的封建制度，适应了当时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它主张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暴力镇压，崇尚阴谋权术，压制工商业发展，提倡文化专制主义，无论在当时或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