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社会思想与哲学观点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原名远达，湖南邵阳人。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时人并称“龚魏”。1822年，他中举人后，曾于1825—1826年间，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贺长龄及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和盐政，写了《筹漕篇》等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1829年，他在京捐资任内阁中书，得以有机会阅读内阁所藏的丰富典籍。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加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与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又发愤作《圣武记》，企图以此书激励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抵御外来侵略；后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专著——《海国图志》。此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并很快传入日本，不仅对以后我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某些启蒙作用，而且也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1845年，魏源中进士，此后，相继在江苏东台、兴化、高邮等地做官。1853年，太平军进展到江苏地区时，魏源曾在高邮倡办团练，企图顽抗，但不久即因迟延驿递文报而被免职。1857年，魏源病卒于杭州。他的著作除上述外，还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多种。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的思想深受触动。他在《海国图志·叙》中说：“凡有气血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为此，他在战后以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一套方案。
在军事上，魏源分析了鸦片战争中抗英斗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针对外国侵略者拥有船坚炮利的客观优势，认为在同其作战时，“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因而主张“诱敌深入，出奇设伏”，以发挥我之有利条件，给敌军以打击。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利用民力抗击侵略。他依据在鸦片战争中“一战于三元里而夷酋大困”等人民群众抗英斗争取得胜利的事实，强调指出：“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一省之精兵，原足悍一省之疆圉。”
在政治上，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内政所造成的。他在《圣武记叙》中指出，只要国内的政治走上轨道，“官无不材”，“境无虚令”，那就“何忧乎御侮”。为此，他强调必须革除“人心之积患”。他所说的“积患”包括“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两种。魏源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祛“寐患”；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等以祛“虚患”。这就是主张涤除封建官僚集团中的种种卑劣心理和腐败习气，并以能够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造就人才。
尤其重要的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声。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当时，封建顽固势力以反对所谓“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论调，拒绝进行这种学习。魏源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指南制自周公，絜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魏源所说的西方国家的“长技”是什么？他明确地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此外，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他认为也都值得学习制造。魏源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深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并不亚于西方。所以，他认为通过“师夷长技”，中国将会富国强兵，赶上西方国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魏源建议设立译馆，翻译西书，以加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封建守旧势力指责这样做是“多事”。魏源援引鸦片战争中，封建统治集团连“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都不知道的事例，批驳他们说：“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在对外贸易方面，魏源提出“款夷”的思想，即反对封建顽固派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鉴于鸦片战争前后，银荒日益蔓延的局面，魏源还反对封建守旧派对于铸银币、开银矿的异议，而建议“仿铸西洋之银钱”及允许商民开采银矿。魏源的这些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魏源还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君权的思想。他与传统的忠君思想相对立，明确认为：“罪在君，人人得而诛之。”他还曾赞扬美国的联邦共和制：“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并认为美国“以部落代君长（按：指联邦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这里，他热情赞颂了这种制度。但是，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不过也应看到，魏源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赞扬是有所为而发的。这种赞扬无疑反映出，魏源对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及由它所产生的弊端丛生的政治现象不满。
魏源上继王夫之、颜元的认识论观点，批评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他在《默觚》中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明确认为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行为先”。他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商人）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厨师）之一啜。”他所说的“一足”“一瞥”“一啜”是指人们的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接触。他认为这样才能取得对客观事物的真知。他还谈到：“山居难与论行舟之险，泽居难与论梯陟之艰”；“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善琴奕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这些都说明，魏源把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来源，认为“知”由“行”而来，否认有超经验的所谓“知识”。
魏源曾指出调查访问的重要性。他论证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例如，他为了写《畿辅河渠议》这篇文章，就曾两次在永定河边做过实地考察，并访问了当地熟悉河事的人们。
魏源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继承了《周易》《老子》和《孙子》书中的变易观点，认为天、地、人、物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变化不已的过程中。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并指出：“古今宇宙，其一大奕局乎？”魏源还认识到，自然界的某些矛盾，双方存在着互相依赖的相反相成的关系。
在历史观方面，魏源具有比较突出的历史进化观点。
他批评理学家把三代以上美化为黄金时代，同时又认为三代以下的历史每况愈下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并具体列举了他认为后世胜过三代的“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柳宗元）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这也就是说，他认为无论在刑法、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方面，后世都比三代进步。
魏源指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也都是后世比三代愈来愈进步。他举例说，在“勾吴”一带（指春秋时期吴国的旧地），现在已不再有人保持那种落后的“文身”的习俗。又说，像“堇、荼、荁、薇”等野生植物以及“蜉蝣、蛴螬”那样的小虫子，上古的人常常用它们作为食物，而今却没有人再吃了。至于“枌、榆”，更是古人的“养老之珍”，“今荒馑始食其皮”。他还说，如果真的恢复到三代以上的老样子，“跪地以坐，抟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乘车以战，肉刑以治。不谓大愚，则为大戾（恶人）”。
魏源还吸取了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提出的关于“封建”制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之“势”的思想，明确指出历史的进化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认为即使是三代的所谓“圣王”也对它无可奈何。他说：“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其来也浡不可阏，其成也坚不可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不能使刑狱之世复还于无刑狱……不能使歌舞之世复还于无歌舞”。他在谈到“封建”制为郡县制所取代时，也说：“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自此看来，魏源认为，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相反，“圣王”的个人意志还应服从于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
基于以上的历史进化观点，魏源抨击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复古主义论调。他说：“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他还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诬今不可以为治”。因此，他提出“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主张，即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