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

顾炎武特别注重学术的社会价值，认为理学是空疏无用的学问，它所导致的是家、国的覆亡。他将理学与魏晋的玄谈加以比较之后，批评说：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这里对理学的批评是从大处——即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着眼，表现出强烈的重经验与重现实的倾向。

在一些哲学问题上，顾炎武与理学也有所不同：

（1）在理气、道器问题上，他主张气与器是第一位。他认为世界上没有脱离“气”而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从而在逻辑上使理学家心目中至高无尚的“理”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在关于“理”的看法上，顾炎武把理仅仅当作“具于吾心”的主观认识范畴，这个认识范畴既不是外在的、天启的，也不是内心所固有的，而必须是从事物中来（“验于事物”）。和这种思想相一致，顾炎武还多次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卷一“游魂为变”条，“形而下者谓之器”条）的命题，否认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本体。

（2）在心物、知行等问题上，顾炎武从实学的立场出发，同样表现出与理学的不同倾向。

顾炎武反对“用心于内”的心性之学。对于理学家争论不休的“格物致知”说，顾炎武虽然没有直接地批评，但他释“致知”为“知止”，以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为“物”，间接地否定了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说。顾炎武的这种认识论观点，近乎荀子。他们都认为，人不必深入研究自然，这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顾炎武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即社会的动乱使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超过了一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不擅长理论思维的弱点。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除了以上两个主要方面以外，还注意到理学在形式上的一些特点，例如，对“语录之书”，他就提出否定的看法。

顾炎武从通经以致用的精神批评理学，因此在哲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他就比不上同时代的王夫之。这是因为：①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史学、经学（文字考据）以及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于涉及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哲学问题，下工夫不深。②他为了反对理学的心性之说，注重见闻与经验的重要，但却忽视了“心性之说”中有理论思维意义的某些合理之处。③他运用古代儒学作为反对理学的思想武器，忽视了从生产与科学知识方面吸取营养，这也限制了他的理论思维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