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方法
顾炎武的学术作风，有两个特点，一是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另一个是锲而不舍的顽强治学精神。
顾炎武尖锐批评了明代以来社会中流行的八股文风，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条）。顾炎武曾具体地指出，做学问的目的，是“明道”“纪政事”“察民隐”等，并说：“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顾炎武以社会功利的标准来看待学术，并把这种观点贯穿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顾炎武的写作态度十分审慎，他不爱发表玄虚的“高论”，他的《日知录》一书，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推敲，逐步完成的，其《音学五书》修订了五次，誊写了三次。他曾经举例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名著，即或这样，其中还难免有差错，更何况其他！当他的朋友写信问《日知录》又成几卷时，他回信说：“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可见他的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
顾炎武深知学术研究的甘苦，因此他很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他宁肯抄书，也不愿意去空发议论，认为只有这样做，学术工作才有开创性。
顾炎武写作态度严谨，但他并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书呆子”。他的宏富的著作，是同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治学精神密切相关的。他说过：“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条）他的学生潘耒说：“先人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序》）顾炎武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得到清初许多学者的称道。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在注重实地调查和善于运用归纳法这两方面很有特色。顾炎武把学术研究比作铸铜钱：是采铜于山，还是用旧钱回炉？他赞成采铜于山的办法，也就是通过调查探索，取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顾炎武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推动了学术研究，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当代时令与掌故。他写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经济政治军事专论，都是以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
顾炎武治学，从不盲从轻信，而注重材料的搜集，对于获得的大量材料，他善于采取归纳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归纳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材料的归类排列，找出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顾炎武把这样的方法运用于对古代重要典籍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对古代重要典籍的研究方面，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按照“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理解古代典籍（这种观点后来被事实证明是一种真知灼见）。在实践这种观点时，他大量运用了归纳的方法。有一个为后人所熟知的例子：《尚书·洪范》篇中有“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一句话，唐朝皇帝李隆基（玄宗）见到此篇别处皆协韵，此处“颇”（pō）与“义”（yì）不协，便认为有误，下诏令改“颇”为“陂”（pí）。顾炎武用归纳的方法找出经书中“义”之处，加以比较，证明古人读“义”若“我”（wǒ），颇、义协韵，《洪范》原文不应改动，从而解决了古籍中的一个疑难。类似的例子颇不少见，为证明某个字的读音，有时他甚至可以归纳上百条材料。据统计，为了证明“行”（xíng）古音读若“杭”（háng），他排列了364条材料；为了证明“下”（xià）古音读若“户”（hù），他排列出219条材料，等等。用这种归纳的办法找到古字的正确读音，对于字义及内容的理解就容易了，因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顾炎武的这种方法比起妄自删改经文的独断做法要严谨得多。
顾炎武的归纳方法不仅仅限于训诂经书，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他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归纳。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而且有许多将材料排比贯穿之后的分析，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军制论》《形势论》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方法对后人很有启发，后来的学者如清乾隆年间的崔述写《考信录》、清末俞樾写《古书疑义举例》，都采用了这种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总之，从顾炎武的归纳方法，我们不仅看到了求实的思想风格，也看到了抛弃思想独断、探索新方法的可贵精神。
【注释】
[1]原六卷，今仅存《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
[2]明清时代，凡经考试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通称“生员”，俗称“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