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生平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原名绛，是明清之际又一位具有特色的进步思想家。明亡后，他改名炎武（又作炎午），因故居有座被称为“亭林”的园林，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自小受到祖父的严格督导，他不仅诵读《四书》、诸子之书，读兵书、史书，还要抄书，并跟随祖父学习天文、地理、兵农等实际有用的学问。
明中叶以来的江南社会，生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文化生活也随之繁荣，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文人学士的活动之一，便是结社集会，这些文人的社团也常常议论朝政，甚至形成有影响的舆论力量，使学术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东林书院就是这样的团体。继东林之后，“复社”又兴起，顾炎武与好友归庄在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一同参加了复社。顾炎武在参加复社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日后的长期奔波，就利用了复社中的许多旧识和社会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参加复社使他的视野宽阔了，这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
明亡后，顾炎武同黄宗羲、王夫之这些爱国士人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清的现实斗争。
顺治十四年（1657年），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转入低潮，许多进步思想家开始转入隐居著述的生活。顾炎武没有回到安静的书斋，而是远离家乡，去北方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访图书，做那些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
顾炎武在北方度过了25年，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关中，他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进行着勤奋学术耕耘。在北方，他的调查研究，大体上说来主要有：①对山东半岛中部（主要是青州）的历史地理情况，结合文献碑碣，进行了调查核实。②对明朝京师东北部、北部（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守成败的经过，做了调查研究。③对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做了反复的旅行考察，并且对山西也进行了南北考察。④对陕西关中地理形势、山川人情进行了调查研究。顾炎武将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了专著，如《营平二州史事》[1]《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
除了调查研究以外，在北方，顾炎武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如张尔岐、任唐臣、李因笃、王宏撰等。这些人中，有些是学有所专的大学问家。
顾炎武宁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写作，也不愿受朝廷的招聘。权贵荐举他，他都坚辞不赴。其思想深处区别了所谓“亡国”和“亡天下”，以下是他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思想境界已经不是停留在叹息一个朝代的更替兴亡，而是有了“保天下”的新观念，在这种“保天下”的观念中，不仅有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与野蛮屠杀的具体思想内容，而且更上升到具有反对专制与暴政的意义。
对于明末的腐败政治，顾炎武抱着明确的批评态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读之再三”，称赞说：“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与黄太冲书》，见张穆《亭林年谱》）他声称《日知录》中所论，“同于先生（按：指黄宗羲）者十之六七”（同上）。例如，在对君权的态度上，顾炎武就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命题。
对于封建主义的官僚制度，顾炎武也痛斥其弊端，他指出：“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日知录》卷十三“名教”条）。他还猛烈抨击了与官僚体制直接相关的“生员”[2]制度，主张废除这种制度。
顾炎武所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中，最多的是关于“风俗”方面。他说：“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与人书〈九〉》，《亭林文集》卷四）在《日知录》中，也多处论到风俗，他所说的风俗，范围相当广泛，涉及道德、人才、家庭、吏风、迷信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风气”。他认为，风俗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所谓“清议”。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以说明“清议”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虽然没有揭示出社会风气变化的真正原因，但却间接地批评了封建专制主义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主张封建士大夫有权议论政治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