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产生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

北宋初期，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文化创造活动也逐渐繁荣起来，屡遭战乱破坏的民族文化得到恢复。佛教、道教均得到宋王朝的推崇，宋初帝王经常参拜佛寺，而且还派遣大批僧人出游西域。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北宋官版大藏经》），便是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起刻的。道教经典也在宋初被编为《宝文统录》和《大宋天宫宝藏》。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宋初仍然继续保持着唐代多元文化的格局。

不过，宋初实施重文抑武政策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偏重于复兴儒家文化。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宋初设立了专为皇帝讲儒家经传的讲席——经筵，自太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至崇政殿说书，皆充任讲官，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亲往曲阜，谒孔子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作《崇儒术论》，阐明崇奉儒学的国策。宋真宗还诏令邢昺、杜镐、孙奭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企图像唐太宗令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那样，使儒经注疏再一次官方化。

宋初统治者推崇儒学，以“明纲纪”为目的。宋王朝统治集团清楚地认识到，明纲纪必须修礼乐，修礼乐必须重儒术，否则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镇割据、君权旁落的覆辙。因此，宋王朝从开国伊始就致力于制礼作乐、整肃纲纪。一些儒生也为振兴礼乐发出呐喊。

社会现实需要儒学复兴、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在思想领域进行一体化统治的需要，并作为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控制的工具，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却抑制并阻碍着儒学的复兴和独尊。

从宋初直到仁宗朝的末期，振兴儒学的运动历时80余年，却仍然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虽然儒学的兴盛成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响却未明显减弱，不仅大多数普通百姓求仙拜佛，文人学士专心于佛老的也不在少数。佛教和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它们在中国发展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和道教都有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的体系和较深的理论思维，它们对于宇宙本质、万物变迁、人心人性、善恶报应等问题的论说，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使人们感到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因而不自觉地在主观意识上夸大它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学则显得浅显、粗疏，无论是对天道变化、宇宙生成的解释，还是对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论证，都比较直观、通俗，似乎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

因此北宋初期的80年，中国文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只能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儒学为主，吸收佛教、道教理论思维的精华，将佛道二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重大理论问题。在当时，老一代的儒生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已经无力胜任完成这项巨大的课题，因为他们在处理儒学与佛道的关系方面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视佛、道二教如寇仇，对它们采取了完全摈弃的态度。于是，知识界又崛起一代新的儒生，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等。他们既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并以继往开来的儒者自任，又饱览释道典籍，熟悉佛道哲学。他们坚定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视佛老为“异端”，极力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但又不像老一代儒生那样激烈地排斥佛道，甚至有的人对佛道的某些理论公开表示赞许。这一代新儒生放弃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说的传统，以传统儒学的理论作为基本的框架，以是否有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对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学进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论思维的成果，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