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的生平与理气、道器论
明朝中期以后的学术思想，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景况：一方面，王学兴起，动摇了朱学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学术思想上某种相对自由的气氛；另一方面，在王学之外，也有人敢于批评理学，在思想史上有所建树。罗钦顺、王廷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罗钦顺（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举进士，廷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得以广泛阅览皇家藏书。弘治十五年（1502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被罢官，两年后复职，又升为南京太常卿等职，嘉靖元年（1522年）升南京吏部尚书，又改为礼部尚书。父亲死后，他不愿再做官，于是专心学术研究。
罗钦顺学无师承，其思想的形成，据他自己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佛教的学习和研究；学习研究儒家典籍及理学中濂、洛、关、闽诸家著述；“有见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见《困知记》卷下）。
罗钦顺的著作，除了《困知记》（六卷，附录一卷）外，还有《整庵存稿》二十卷、《整庵续稿》十三卷，是诗、文与书信的汇集。
罗钦顺思想的要旨是理气问题，他对理学的批评，也由此问题引申而出。
理气论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问题，朱熹是程朱派理气论的集大成者。罗钦顺论理气，与朱熹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把着眼点放在“气”上，以“气”为本。他说：“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来一往，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不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
，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困知记》卷上）这是罗钦顺理气论的一段集中论述，可以将它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①空间与时间上的气一元论。②气表现为无休止（“循环不已”）的有次序（“不可乱”）的运动。③理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④理不是气的主宰（所谓理非一“物”，即是说“理”不是一个主宰的东西）。罗钦顺论理气的全部思想，是以气为本，由此表现出与朱熹理气论的根本对立。
为了进一步证明“气”为本，罗钦顺还着重论述了理在气中的观点，以驳斥把理视为一“物”的观点。他的思路是：气中蕴含有理，但不能把气论作理。理气关系的这种对立统一，罗钦顺有所洞察，可惜他不能用基于实验科学的逻辑语言来表达。“就气认理”“间不容发”这样的形容连他本人也感到不满意，因此才说“最为难言”。
针对朱熹以太极为“本体”的观点，罗钦顺还提出自己对理与太极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理既然在气之中，因而气之上就没有什么主宰，周敦颐和朱熹二人的共同错误，是离“气”认“理”，割裂了理与气的联系，把“理”看成是绝对的抽象物。罗钦顺则认为太极与阴阳不能分割为二，理与气亦不能截然分裂，但气是根本的。罗钦顺的这种气一元论观点，也程度不等地贯彻于道器论与人性论方面。
在道器论方面，罗钦顺强调道器不可分。他指出：“夫器外无道，道外无器。所谓器亦道，道亦器也，而顾可二之乎？”（《困知记·续卷》上）用这条材料同罗钦顺的理气论相比较，我们会察觉到一点不同，这就是：他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主张“就气认理”，以气为本，但他在这里论述道器关系时，却不说“就器论道”，而说“器亦道，道亦器”，原因何在？所谓“器亦道，道亦器”是程颢的观点（见《答林次崖佥宪》，《困知记》附录）。罗钦顺只是借用这位理学家之口来阐述自己的道器一元论。
罗钦顺在道器论与理气论方面的上述细微差别，使我们了解到他思想上的不彻底性，也说明新思想产生的艰难。仅就道器论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才作出了比较精确的论述。
如果说在道器论上罗钦顺以气为本的思想还不够彻底的话，那么，在人性论问题上，他则受到了程朱学说的更大影响。
罗钦顺不赞成程朱理学的人性论观点，他指出：“一性而两名，虽曰二之则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学者之惑终莫之解，则纷纷之论至今不绝于天下，亦系怪哉？”（《困知记》卷上）“一性而两名”，是指程朱将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罗钦顺认为它不但没有解决人性的问题，反而会引起思想的混乱。
那么，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罗钦顺作了更多的思考，但他并未指出一条新路来，他只是借用理学权威所使用的范畴——“理一分殊”，以解释性命问题。他认为人和物都来源于阴阳二气，此谓之“理一”，而世界上人和物各各不同，此谓之“分殊”。既然人和物都来自阴阳二气，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人人各不相同，所以上智与下愚仍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可见，罗钦顺“理一分殊”说一方面想修正程朱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划分，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承认先天人性的划分是不可更改的。这两方面的相互矛盾存在于罗钦顺的“理一分殊”说中。
罗钦顺企图用气一元论的观点解释人性，但他不能摆脱理学观点的束缚，所以，实际上罗钦顺未能从根本上否定朱熹的人性论。因此，他关于“道心”“人心”的论述，和朱熹的观点并无多少区别。他认为“道心”即性，“人心”即“情”，二者是体用关系，不可分离。这样，在形式上似乎解决了性（道心）与情（人心）的统一问题，但是把统一的基点归结为“道心”，这在逻辑上与他自己的气本体论相矛盾。
总之，罗钦顺在理气论方面，与理学的对立最为明显，道器论次之，心性论又次之。他力图把理气论中的观点贯彻到道器论与心性论之中，但是遇到许多困难。这是因为：①他尊信与维护朱熹学说，不敢亦不能从根本上触动理学。②他借用理学的旧范畴阐发自己的观点，不敢亦不能大胆地标新立异。这两点对罗钦顺来说，都是难于避免的。如果说在理气论这样较抽象的思辨领域他敢于任意驰骋，那么一旦接触到心性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问题，他就不能有新的突破。他自己是尊信封建道德的，因此提不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