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明朝初期，一方面有统治者对朱学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又有诸多的学者尊信朱学，著书讲学，蔚然成风。明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有宋濂、刘基、方孝孺、曹端、胡居仁、薛瑄、吴与弼等。在这些人物中，宋濂（1310—1381年）、刘基（1311—1375年）是元末明初浙东人，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元朝度过，二人都是在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之后，投奔其门下。朱元璋逐鹿于群雄之中，南征北伐，正需要知识分子的辅佐。刘基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奉献取天下之计，受到朱元璋的重视，宋濂也被朱元璋尊同太师。

宋濂与刘基，在学术师承关系上，都可以上溯到程朱学派。他们虽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记诵，而是有所“体认”和发挥。他们曾经在元末的乱世中隐居著述，后又为君王所用，在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复杂斗争中求生存，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例如，维护“天理”的绝对性，强调心与理的统一，注重学术的修身与用世等，在客观上都服从于明初统治者的需要。

方孝孺（1357—1402年）是宋濂的受业弟子，浙江宁海人，在建文帝时被召为翰林院侍讲，又迁侍讲学士，参预商议国家大政。建文四年（1402年）“靖难之役”，燕兵入南京，建文帝自焚，孝孺被杀，且夷其十族，坐死者共847人。这个事件，对明代读书人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方孝孺的死，关系到理学家认为的重大名节问题，明末大儒刘宗周对方孝孺评价很高，赞许他“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也。”（《明儒学案·师说》）

方孝孺以身殉道，是对他自己思想的一个实践。他认为，在朱熹之后，不必有新的著述，关键在于道德的实践，他指责那些侈谈性命而行为不端的道学家，提倡以“齐家”为治国之本。

方孝孺重视道德的践履与修养，这在明初的思想界具有代表性。在方孝孺之后的曹端、薛瑄、吴与弼都是如此。曹端（1389—1464年）是河南渑池人，其思想也以躬行实践为特征。他对宋代学者所讨论的“孔颜乐处”^[2]的问题很感兴趣，但认为程朱未将此问题说破，指出：“学者当深思而实体之，不可但以言语解会而已。”（《通书述解》卷上）他主张“深思而实体”，反对凭空论讲，他说“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同上），强调在躬行实践中体会其乐。

曹端这种孜孜好学、笃志践履的精神在薛瑄、吴与弼身上同样体现出来。薛瑄（1376—1434年）系山西河津人，他在北方开“河东之学”，门徒遍及晋、豫、关陇。他在“复性”的口号下强调人伦日用的“下学”功夫，兢兢俭点于言行间，被称为尊信朱学宗旨。

抚州崇仁（今属江西）学者吴与弼（1391—1464年）与上述两位北方学者略有不同，他在道德修养问题上更强调静观内省，特别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夜卧的静思冥悟，所以刘宗周称其学问“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明儒学案·师说》）。这种反观自省的修养方法在其门人陈献章手里，就衍化为心学的发端。

明初思想家从注重道德践履与修养出发，较多地论述到心性问题，他们对心性作了烦琐的论述。宋濂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宋濂的学生方孝孺坚决反佛，但他却十分强调治心悟道，称朱熹的《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为多余之工作。还有曹端，“一以事心为人道之路”（刘宗周语，见《明儒学案·师说》），再有薛瑄以“复性”为宗，强调默识心性的直觉，提出“为学第一功夫，立心为本”（《读书录》卷十）。还要提到吴与弼，他认为，“心”“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教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康斋集》卷十《浣斋记》）。

上述人物，在学术渊源上都与朱学有密切关系，但他们崇奉朱学而又改铸朱学，这是明初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注重对“心”的探讨这一点来说，固然与明初思想家强调道德践履与修养密切相关，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也是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在付诸实践中所得到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朱熹的格致论在实质上不是求知识之真，而是明道德之善，所以，沿着朱熹的格致论去求知，并不能走入科学的实证道路，而只能走入舍外而求内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