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社会思想与哲学观点
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他自幼虽深受汉学的熏染，但由于当时社会危机的刺激，他并没有恪守外祖父的学术传统，沿着正统考据学的路子走下去。还在21岁时，他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以后的几年间，就开始写作批判封建现实的政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议论很有锋芒，著名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即成于这一时期。28岁那年，他在京曾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他熟谙掌故和当代典制，尤长西北舆地，曾著《蒙古图志》（未完成）。与此同时，有感于外来侵略威胁的日趋严重，他还撰有《东南罢番舶议》（已佚）与《西域置行省议》。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很仰慕宋代的王安石，立志改革。但是，由于当权派官僚的阻挠、排挤，他直到38岁（1829年）才考中进士，又长期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困阨下僚”，以致宿愿难酬。1839年，他辞官南下。1841年春，就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同年秋，暴卒于丹阳。他的著作被编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思想的中心是他的社会批判论。他揭露当时的封建制社会，是如同患了“痹痨之疾”的不可救药的病人，是犹如“惨于槁木”的行将萎落的花朵，是好比“日之将夕”的奄奄待毙的衰世。针对有的封建文人将当时的社会美化为太平盛世的论调，他大胆指出，当时的中国封建制社会虽则“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事实上却是一个没有是非黑白、一片荒凉破败的黑暗世界。
对清王朝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龚自珍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明良论》中指出，当时的封建官僚集团不仅庸碌无能，“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而且是一批无耻之徒：“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这些人，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
封建官僚集团为什么如此腐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龚自珍指出，当时“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这个“例”，就是指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他揭露说，正是在专制君主的淫威下，官吏们只知对君主谄媚逢迎。于是，“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
龚自珍目睹社会危机的深重和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乱行将爆发。在《尊隐》一文中，他谈到：会有一种反抗力量，即所谓“山中之民”蓬勃崛起。他为统治者所在的“京师”与反抗力量所在的“山中”描绘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京师贫；贫，则四山实矣。……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也。……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这样，一方面是“朝士寡助失亲”，另一方面是“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众志成城。于是“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这明显是在预言，腐朽的清王朝有可能被“山中之民”所埋葬。
龚自珍还力图进一步探索封建制度下社会危机的经济根源。他的结论是：“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他在《平均篇》中这样写道：“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益倾，富者日益壅。……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这是说，贫富不齐是导致封建王朝覆灭的根源。但他在《农宗答问》中又说“贫富之不齐……上古而然”，认为要绝对消除贫富不齐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在解决矛盾方面，他提出了“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平”，不过是指君、臣、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应按照封建等级各取其份的经济改革方案，即主张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封建等级。大宗授田百亩，役使闲民五人为之耕种；小宗、群宗授田25亩，各役使闲民一人为之耕种。这一方案，幻想通过将农业生产纳入封建宗法组织的框子里的方法，以解决流民问题，使社会不致发展到“大不相齐”的地步。
龚自珍早在1823年，就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他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并主张预防可能发生的军事侵略。1838年底，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时，龚自珍在所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主张严禁鸦片，强调以武力为后盾，准备迎击英国的侵犯，并提醒林则徐注意广东官僚士绅中反对禁烟一派的破坏阴谋。与此同时，龚自珍还十分重视我国西北部地区的边务问题。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迁徙“内地无产之民”到新疆从事开垦的建议。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制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威胁。
在哲学上，龚自珍对感应论进行了批评，提出了他的人性说，特别是其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成为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
当时，有封建文人极力散布“天”的所谓“壮”“衰”，“由灾异之多寡知之”以及“吉凶感兴之理不爽”的论调，把自然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与这种观点相对立，龚自珍依据当时的天文学知识，明确认为天上的星象都是自然现象，否认天象与人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他还驳斥了那种认为“日食为凶灾”的迷信思想，指出这种迷信思想来源于《诗经》的《小雅》，但那是不能以之作为依据的。他说：“日食为凶灾，孰言之？《小雅》文诗人言之……诗者，讽刺诙怪，连犿杂糅，旁寄高吟，未可为典正。”同时，他还曾针对那种所谓“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的谬论，予以反驳说“恐无是理”。由此可见，龚自珍认为天是不能对人进行赏罚的。
龚自珍还具有某些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点。他指出：“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又说：“天运十年而小变，人事亦然。”他还曾指出：“古人之世，儵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儵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并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由此可见，在龚自珍看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进而强调指出，这种历史的进化，是一种“自然之势”，就是说，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龚自珍特别把这种“自然之势”同所谓的“贤圣”对立起来，指出这种“自然之势”是“贤圣”也不能左右的。他说：“重以贤圣，至于殷汤，犹不能以争天下古今之势。”在谈到历史上的分封制时，他也认为：“古称封建，圣不得已，因乎自然。”龚自珍的上述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点，显然正是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的哲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