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思想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掠夺。“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拿地丁税来说，从1842年到1849年，就激增达320万两之多（据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的现象也愈发严重。据估计，1843年至1846年，平均每年输出白银约3500万两，由此引起银价进一步上涨，劳动人民的负担也随之更为沉重。当时地租一般在50%以上，有的地区竟高达80%。广大贫苦农民还遭受富商、高利贷者的残酷盘剥。
与此同时，外国商品输入还引起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的破产。如包世臣在1846年谈到：江苏松江、太仓一带，“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广东的顺德也因洋布输入，出现了“洋织盛而土机衰……女工几停其半”的状况。这都说明，伴随着洋布逐渐夺去土布的销路，从事纺织的手工业劳动者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当时，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也很严重。例如，广州、浔州地区，乡村地主占有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90%以上的农民因没有土地而沦为佃农。广大贫苦农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化。全国各地遍燃各族人民起义的火焰，其中两广和湖南地区声势尤盛，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锐不可挡之势猛烈发展。同年9月，农民起义军攻克永安。1853年1月进占武昌，2月取安庆。太平军所到之处，诛杀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焚烧粮册、田契、债券，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并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受到传统的文化教育，7岁入私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16岁那年（1829年），他因家计困穷而辍学，参加生产劳动，或“助理家中农事，或到山野放牛”。18岁以后，他在农村做塾师。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洪秀全深知民间的疾苦。从16岁到31岁之间，他曾一再赴广州应试秀才，但都没有考取。科场失意的遭遇，使他对清朝统治萌生不满。加上广东地处祖国的南大门，是最早遭受英国等资本主义势力侵略的地区，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掀起反侵略斗争的地区。外国侵略者的蛮横凶狠，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昏庸，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所有这些，洪秀全都有深切的体会。这就促使他逐渐形成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这时，他“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并痛斥清朝统治者：“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贫者安能守法？”（洪仁玕《英杰归真》）这些都说明，他已有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想法。
为了动员和组织群众，就需要有思想武器。封建统治思想和农民的革命要求是根本对立的，洪秀全当然不可能运用它去发动革命。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可能从西方搬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是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还不具备历史条件。
洪秀全赴广州应试时，得到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布道书。这是一本包括九种小书的集子，该书的编撰者梁发，于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生于广东高明县，是一个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小时候读过私塾，青少年时代学过雕版印刷，后来做过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马礼逊是西方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于1807年到达广州，从事宗教宣传活动。梁发的《劝世良言》共分71个小节，其中一部分小节摘抄自《新旧约全书》译文的片段，另一部分小节是他糅合儒家思想及个人的理解，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风俗，推阐发挥基督教教义的粗浅论说性文字。洪秀全在最初得到这本书时，并未重视。1843年，他在科场再次落榜后，“潜心细读”这本书，才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从此，他只拜上帝，不信偶像，以救世的基督自命，建立拜上帝会，并在数年之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的革命思想与《劝世良言》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劝世良言》同所有的基督教宣传品一样，用来世天堂的虚幻幸福来安慰人们，这些使洪秀全感到新奇。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袭用了其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并加以改造。这表现在：
（1）《劝世良言》中一再宣传，天地之内，只有一个“真神”，“俗称神天上帝”，它是所谓“造化天地人万物的主宰”，是“万国之主，各皇之皇”，就连当时中国民间所信奉的“神佛与菩萨等”，“亦系由神天上帝赏罚其之善恶”。《劝世良言》在宣传所谓“神天上帝”的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并不排斥君权，恰恰相反，它还宣扬尊崇君主的论调，说什么“君王者”，“系至尊至贵之人”。然而，在洪秀全这里，他在使用“上帝”这一概念时，却把“上帝”与君主对立起来，借用“上帝”的权威否定君主的权威。他在宗教的外衣下抨击封建君权，《原道觉世训》说：“皇上帝乃是帝也。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
（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
（2）《劝世良言》宣传“全世界之人皆一家”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具体含义仅仅是说，在“天上神父之前”，“万国男女，就如其子女一般”，“不分什么人之尊贵”。至于现实世界，《劝世良言》则认为，“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洪秀全批判地改造了这种所谓世界一家的思想资料，给它加进了农民的朴素平等思想的新意，他明确主张在现实社会中，也应消除等级差别。《原道醒世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存起尔吞我并之念？”又强调指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
（3）《劝世良言》宣传“地上无实福，天上才有福”。它所谓的“天国”是在虚无缥缈的天上，是在死后的来世。洪秀全虽然也使用了“天国”这一概念，但他所谓的“天国”，主要是强调在人间的“地上天国”。他在《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中说：“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又说：“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以此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反清斗争中来。
1845年到1847年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原道醒世训》中这样写道：“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相与作中流之底（砥）柱，相与挽已倒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这里，洪秀全指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乖漓浇薄之世”，另一个则是“太平之世”。他还指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这是说，“乱”发展到“治”，“暗”转化为“光”，是必然的趋势。
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借用所谓“至尊至贵之真神”“皇上帝”的名义，宣判清朝统治者、地主豪绅都是妖魔鬼怪，必须予以诛伐降服。洪秀全斥责“阎罗妖”的罪行，写道：“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很明显，这里所谓的“阎罗妖”，乃是清朝统治者的化身。
不过，也要指出：①洪秀全利用宗教形式宣传革命，也反映了农民在没有得到无产阶级领导之时，缺乏有力的理论武器，而宗教形式必然带来消极的作用。太平天国时期，僵化的宗教教条严重束缚着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力，就证明了这一点。②洪秀全虽然反对清朝统治，但由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是以君权思想为指导的，他并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他在《幼学诗》中说的“生奇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君明臣自良”，等等，说明他的头脑仍然被封建帝王思想所束缚。③洪秀全虽然以农民阶级的朴素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他在太平天国内部也建立了一套封建等级制。他在诏旨中明白宣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妇妇。”后来甚至还规定：“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他还曾试图在太平天国中实行封建等级制。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对封建神权迷信思想也有一定的冲击。但是，作为农民运动领袖的洪秀全，他在冲击封建神权，抨击中国传统的多神教的同时，又制造了对洋上帝的迷信。而且就洪秀全本人来说，愈到后来，他愈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皇上帝”的身上，说什么“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并陶醉于“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之类的自我安慰之中。
太平天国从“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理想出发，在现实世界的变革方面，于1853年制订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围绕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中心问题，有以下一些重要内容：
（1）按人口平分土地，规定将全国土地分为九等，每亩年产一千二百斤者为上上田，依次递减一百斤为上中田、上下田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
（2）按照规定领取生活必需品：“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
（3）推行守土乡官制，并将地方政权组织系统和地方军事组织系统统一起来。
（4）确立保举乡官制和保升奏贬制，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
（5）主张妇女在经济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废除封建买卖婚姻，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还规定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参军权、应试权和被保举权。
《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基于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空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
这个纲领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
不过，《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严重的局限性。
《天朝田亩制度》认为，只要平均土地，按照规定领取生活必需品，就可以消灭贫困，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美好理想，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按规定领取生活必需品的主张，实际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平等原则。事实上，太平天国早在金田起义时就已在起义队伍中建立的圣库制度，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一原则在太平天国前期历史上，对于维护军纪、促进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原则只适应于战争环境，如果无条件地推行这一原则，只能挫伤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正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这一纲领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它公布不久，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就下令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不少地方政权也发布告示，要求业户按田输粮，佃户照额完租，甚至宣布“抗租与抗粮同办”。这些都表明，太平天国在实际上不得不倒退到承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立场上去了。至于按规定领取生活必需品的规条，虽然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也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