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物资料
文物资料又叫实物资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遗物（如工具、武器、装饰品、日用器具）和遗迹（如宫殿、住宅、宗庙、城堡、都市、坟墓）。文物资料不但反映各自时代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反映各自时代的精神生活状况。例如，宗庙、坟墓和明器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宗教鬼神观念，建筑、装饰品和生活器具的文饰形制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审美观念。因此，广义地说，先秦文物资料对先秦思想史研究都有某种价值；带有刻、铸或书写的文字的先秦文物资料更是先秦思想史的直接资料。带有文字的先秦文物资料有很多类，例如，甲骨、青铜器、石器、简牍、帛书、陶器、铸币、印章封泥、符节、武器、工具等。其中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四类是研究先秦思想尤为重要的资料。
甲骨文是西周及西周以前的遗物。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认识。100多年来共出土甲骨15万片以上。目前已经释读的甲骨文字有2000个左右，确认了的甲骨文字有1000多个，基本上可以通读。
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资料也很丰富。天文历法方面，有月食、日食和一些星宿的记载，也有“十三月”“频大月”等置闰材料，有干支记日和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及易日、云、雷、雹、雪、
、虹等记录。在医学方面有不少疾病的记录和生育的记载，并能准确地推知预产期。还可以看到商人崇拜上帝、四方风神、日、东母、西母等神灵，也崇拜岳、河、土等地祇和夔季、王亥、王恒等祖先神，还有鸟图腾的遗痕以及亲族制度的材料。这些方面是商代思想史的重要直接史料。到目前为止，著录甲骨文的专著已达百种，最为完备、集大成的甲骨文资料汇编是《甲骨文合集》，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集体编辑，1978—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西周时代的有字甲骨，1954年首次在山西省洪洞县发现，以后又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陕西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等处发现。属于周原遗址的陕西岐山凤雏出土最多，其中有字者289片。可作为思想史资料的有：周原甲骨文中关于祭祀的卜辞，其中列举了祭名、祭时，是反映当时的宗教意识的直接史料，周原甲骨文中用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对研究八卦起源和《周易》有重大意义；周原甲骨文字中出现了“既魄”“既死”等殷墟卜辞中没有的月象观念，可与《尚书》中的月象观念参照互证，以了解西周文化的特点。已发表的完整的材料是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概论》，刊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有铭文的青铜器从商代中期开始出现。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只是一个字或几个字，内容大都是族徽、人名，如“戈”“妇好”“司母戊”“咸、父己”等。四祀邲其卣铭文50字，戍嗣子鼎铭文30字，小臣艅犀尊有铭文27字，这几件是商代最长的铭文，都是殷末的器物。
青铜器高度发达是西周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周朝贵族大臣铸作的器物，在西周青铜器中占很大比例，也有鲁、卫、燕等诸侯国的器物。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江西、湖南、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都有西周青铜器出土，其中以陕西、河南出土最多。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器较多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洛阳北窑墓，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房山琉璃河燕国墓等。出土的窖藏铜器，以周原铜器窖藏出土最多，长安铜器窖藏、喀左铜器窖藏、四川彭县竹耳街铜器窖藏也较多。西周铜器多有长篇铭文。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铜器毛公鼎铭文497字，是现存最长的铭文，许多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思想史研究来说，铭文中多有嘏词（祈求上帝、祖先保佑的词句），反映了西周人们的宗教观念和祸福观念。西周的册命金文，记述器主觐见周王，受封官职，并得到赏赐的过程，如颂鼎和膳夫山鼎，反映了西周的封赏礼仪、舆服、官制与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有关诉讼、判决、刑罚的铭文，如
鼎
攸从鼎等，反映了西周的法律制度和法制思想，很有价值。此外，不少西周铜器铭文记有铸器或有关事件的时间，是历法天文思想的重要史料。
东周的青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为多。除东周王室外，吴、越、徐、楚、江、黄、单、
、鄀、邓、蔡、许、陈、宋、曾、滕、曹、薛、朱、邽、杞、纪、铸、齐、鲁、卫、虞、虢、稣、晋、赵、魏、韩、郾、代、中山等几十个国家都有青铜器流传至今。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也有少量长达数百字的，如秦公
、晋公
、齐侯钟、中山王
鼎、壶的铭文。
商周金文著录极多，有三种最为重要：①《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编，罗福颐助编，共二十卷。集录罗氏家藏商周金文拓本4831件，是现有搜集最全的金文拓本集。按照器类和字数编列，便于检阅。②《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郭沫若编。选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发现的重要铭文，包括西周金文拓本250件，东周金文拓本261件，并附有考释（除附见之器外，全书实收324器）。③《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主编，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发现的铜器铭文973件。
早在商代就用竹简木牍作书写材料。写在简牍上的书籍称为“册”“典”，但战国以前的简牍还没有被发现过。汉代以来，历史上几次发现战国简牍，如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儒家经典，晋武帝时在汲县魏墓中发现的大量竹书，南齐高帝时在襄阳楚墓中发现的竹书《考工记》等。这些实物都已不存。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四省的战国墓中多次发现竹简，分别属于楚国、随国、秦国的遗物。
战国楚简已在八个墓葬中被发现：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湖北江陵的望山1号墓、2号墓，藤店1号墓，天星观1号墓；湖南长沙的五里牌406号墓，杨家湾61号墓，仰天湖25号墓。此外，在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曾侯乙墓中还发现了战国随国的竹简，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和4号墓、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中也发现了战国时秦国的简牍。以上12个墓中，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的墓葬，其余都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
已发现的简牍的内容可分为四类：①遣册，即随葬品簿录。②占卜、祭祷记录。③书籍。④书信。简牍文字记载了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丧葬、占卜、祈祷习俗，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研究思想史的可贵资料。战国简牍资料主要有：随县擂鼓墩1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谭维四、舒之梅、郭德维《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郭德维《江陵楚墓论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帛（白色丝织品）作为书写材料在先秦时与简牍并行。到现在为止，已发现的先秦帛书只有楚帛书一件。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现为美国私人收藏。1973年发掘了这座墓葬，判明其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这件帛书宽38.7厘米，长47厘米，书写楚国文字900余字，四周绘有十二个神的奇异图形，图形旁各题神名，并附有一段文字，四角绘有植物枝叶图形。这件帛书可能是战国时代具有数术性质的佚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色插图）。
还应提到，除上述先秦文物资料外，汉墓中出土的竹牍和帛书有许多汉代人抄写的先秦文献，同样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珍贵文物资料。这样的发现主要有两处：①马王堆汉墓。它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其中发现大量帛书，经修复整理和考订，已判明的共有28种12万余字。其中的《周易》《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篆书《阴阳五行》、《春秋事语》，都是先秦思想上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资料。见于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②银雀山汉墓。这是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所出土书籍中有抄写的《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这三种现有文献传本。出土简本与传本篇章分合不尽相同。还有抄写的《孙膑兵法》《守法守令十三篇》《地典篇》《唐勒篇》等已佚的先秦文献。已发表的材料有：吴九龙、毕宝君《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罗福颐《临沂竹简概述》，《文物》1974年第2期；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