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道”“理”

韩非对朴素唯物主义的贡献，主要是在天道观方面，他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吸取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念，对《老子》的“道”“德”范畴进行了改造，提出“理”的范畴。在认识论方面，他继承荀子重“行”的思想，对《老子》作了新的解释，提出注重“参验”的思想。

韩非吸取了《老子》思想，对“道”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

（道）无常操，是以生死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北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指五行）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同上）

“道”是“万物之所然也”，就是说“道”使万物成为他本身那个样子。这样理解的“道”不是脱离自然界，而是与自然界俱存，体现于万物之中。所以，“生死气禀”“万智斟酌”“万事废兴”都有“道”在其中，天地、维斗、日月、五常、列星、四时的运行变化都有其“道”。他又说：“道”是弘大无形的，“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韩非子·扬权》）。万物都占有“道”，但是“道”不局限于某一物之中，而是广大无边却又没有形象的。“道”不再是一种精神性的世界本体，而具有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意义。

韩非在“道”与“理”相对应的关系中阐述了“理”这一范畴。

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迫），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韩非子·解老》）

“理”是一种事物成其为它自身的“文”。这个“文”，依照韩非的解释，也就是事物的方圆、短长、大小、坚脆、轻重、白黑等具体性质。因为事物的具体性质不同（“不可以相薄”），万物才互相区别开来。他又说：“万物莫不有规矩。”（《韩非子·解老》）“理”就是万物的“规矩”，即事物的具体规律。“道”与“理”的关系是“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所以“理”体现着“道”，“道”寓于“理”中。他已经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规律和具体规律的区别和联系。

韩非主张用“参验”的方法判别认识的是非真伪。“参”是参照比较，“验”是检查验证。“参验”的内容就是“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循名实而定是非”，在政治上的含义是君主按照官吏所任的官职（“名”）来考察其作为（“实”）。作为与所任官职的职责相符，就给予奖赏，否则就给予处罚，这叫“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就认识论的意义来说，这里包含着要求名实一致和以实验名而定是非的思想。“因参验而审言辞”，是说要把各种不同的言论拿来参照比较，以明辨是非真假，也就是《内储说上》所说的“众端参观”。但是，韩非认为要判断是非明辨真理，标准还是实际“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认识活动有目的性，检验认识是否正确，要看依照这种认识去办事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即“功用”如何。犹如射箭，有一个预先确定的靶子，是否中箭靶是检查善射与否的标准。离开“功用”是无法检验认识的。

韩非提出用“参验”的方法判断是非真伪，特别强调“以功用为之的彀”，实际上承认在认识中实践比理论更有权威。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批评了当时一些学派徒托空言而不以“功用”作为衡量真伪标准的观点。他问道：孔、墨主张不同而都自称得到尧舜的真传，尧舜早已死去而不能复活，究竟儒、墨两家哪一家的主张符合尧舜的精神，由谁来判断呢？孔、墨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互相取舍又不相同，各派都自称得到孔、墨的真传，孔、墨死了不能复活，究竟哪一派的主张符合孔子、墨子的精神，由谁来判断呢？他认为判断是非不能用旧教条作标准，只能以“功用”作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