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社会思想

庄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强调人与社会的对立，否定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和社会文明，提出回到自然中去的社会思想。

与儒家继承的商周以来的“天生蒸民”的传统观念不同，庄子强调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形体、生命、本性以及繁衍相继，都是自然赋予、自然发展的过程，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庄子认为人的“常性”是“同德”和“素朴”。“同德”的内容是：人要吃饭穿衣以求生存，为了生存人们要从事耕织劳动。“素朴”的内容是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以止矣”（《庄子·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庄子·应帝王》）。人类纯自然化了，如牛马、禽鸟以至草木一般，还有什么追求、心计和作为呢！还有什么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呢！

庄子推崇人类的自然性，是对礼乐仁义的否定。他说：“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这里所说的“道德”即事物和人类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中并没有礼乐仁义。“圣人”出现以后，违背自然而推行礼乐仁义，使得人类本性迷乱，社会分崩离析，这些都是对自然人性的破坏。

在庄子看来，仁义破坏了素朴的人性，造成了虚伪、争夺以及种种社会弊端。他说，因为“仁义”能带来“爱利”，所以人们竞相争为“仁义”。行“仁义”的那些人目的在于求得名利，虚伪而不诚实，“仁义”便成了他们贪求名利的工具。那些窃国大盗不就是借“仁义”以行其私利的吗？所以庄子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他把抨击的锋芒直指当时的“君人者”，指出他们利用“仁义”行尽欺骗、压迫、残害人民之事，同时也破坏了人民的“常性”；人民被弄得智穷力竭，就以虚伪来应付，人君常做伪事，人民怎能不虚伪呢？伪诈并起，盗窃风行，这正是“君人者”提倡礼乐仁义破坏了人民的“常性”应得的还报。他对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意识的揭露一针见血，可谓是前无古人的石破天惊之论。

庄子把人类的自然性，同社会物质文明对立起来。他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认为物质文明与素朴的人性绝对不相容，任何物质文明的发展都必然导致人类素朴的自然本性丧失，社会道德的沦丧。

庄子对历史发展的看法类似老子，认为人类的处境是越来越坏，社会的状况是越治理越混乱。《缮性》篇把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上古“至德之世”，人们虽然有区别于动物的智力，而无所用之，在“混茫”状态中过着“莫之为而常自然”的生活；燧人氏、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天下“顺而不一”，比起前一个时代差了一等；神农、黄帝时代天下“安而不顺”，比起“顺而不一”的状况又差了一等；唐尧、虞舜以来，提倡仁义，区别善恶，又用知识蛊惑人心，用教化泯灭素朴的人性，于是造成天下大乱。《庄子》书中反复说明治天下即是害天下的观点，发挥“不治而治”的社会思想。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社会理想。在老子理想的小国寡民社会中，有文字、舟车、兵甲而不用，是知其文明而守其素朴。庄子进而提出根本不存在任何文明的理想国——“无何有之乡”。他看到当时的现实中，圣知、仁义以及种种文明成果被“大盗”利用了，于是主张毁弃这一切。他说：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庄子·胠箧》）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还应毁弃一切贤能的人，塞住师旷的耳朵，粘住离朱的眼睛，折断工倕的手指，制止曾参、史鱼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把能工巧匠、贤人智士尽行铲除，人心才能不被扰乱，天下才能安宁、太平。他理想的社会里，人们自然地出生，自然地成长，自然地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