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心性学说
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一中有一段解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的论述，可以说是对自己宇宙生成论和道德起源论的概括：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礼，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信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
“健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性源于天理，它们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是在气聚成形，天理寓住于人身物体之后。天理寓于人身物体，经过了阴阳交感、五行妙合的过程。
在朱熹看来，人性、物性均源于天理，因此具有共同性。从生理角度讲，草木、鸟兽、昆虫、人类俱得天之生物之理，其知觉运动等生理作用是一致的。但从社会角度来考察，人性与物性，却有很大差别。人与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具有物所不具备的意识能力，这个意识能力，他沿用了传统的说法，这就是“心”。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心”是指认识能力。“心”的功能就在于思，“心之官固是主于思，然须是思方得”（《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心”是虚灵不测、妙用无穷的，这个“心”无形无影，不是实有之物，但它却能够认识一切、分析一切，人正是有这样的认识能力，才能对万物之理、对人身之理、对太极阴阳五行动静用理性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因而也最能接受理的全体。“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是天理寓于人身的方所，所谓理在人身正是在人心中，“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朱子语类》卷五）。“心”虽不是天理，但它包容天理，蕴含天理，穷理也正是穷“心”中之理。
关于“性”，朱熹的说法沿用二程，把“性”（人性）作为天理在人心物体中的显现。“性”的内涵即“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孟子或问》卷十四）。因此，其本质是至善的，但在现实世界中，性善的人并不很多，性纯然至善者仅限于圣人，大多数的人性中往往有恶的成分。那么，性中恶的成分从何而来？朱熹总结了古往今来关于性之善恶的种种争论，认为只有张载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朱熹在张载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朱熹指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就是天理，它是天理在人心中纯然至善、无一丝杂质渗于其间时的状态。“天地之性”是没有“气”的成分的，“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天地之性”完美无缺，万善皆备。
“气质之性”则是天理产生之后，由于理所寓住的物体都是由气所聚合而成的，而气又有清浊之分，所以不免对寓于物体中的天理有所遮蔽、侵蚀，不免使之具有杂质，因而就产生了“气质之性”。他举例说，性好比水，本来是清清爽爽的，如果用干净清洁的器皿盛它，水就能保持清洁，但如果用脏污的器皿盛它，就会污染水的净洁，使之混浊。“气质之性”的由来，就是由于气有混浊的一面，它聚成的物体，其浊性污染了天理所致。朱熹对“气质”的解释不同于张载，他认为“气”即阴阳，“质”即五行，阴阳五行是“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太极图说解》，《周子全书》卷一）。阴阳二气已属于形而下者，五行更是有了具体质态的物体，它们源于天理，按说也应是纯正至善的，但由于太极具有动的功能，而阴阳五行又处于不停顿的运动变化之中，其混浊的杂质便在运动中掺和到事物里面去了。
朱熹与张载、二程一样，也是用“气禀”的理论解释“气质之性”及恶的来源。他没有把“气质之性”与恶等同起来，而是认为：气质之性包含着善与恶的两重性，有时善的成分大一些，有时恶的成分大一些，这都是由于“气禀”不同而造成的。在他看来，人禀承天理时，受体内气质的影响，往往只能禀承得天理的一个方面，因此，他只能在这方面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德性来，其他方面的德性不是丝毫没有，而是被气质遮盖了。只有禀承天理全体又不受任何气质因素影响的人，才能展现内心的全德，成为圣人。不仅如此，人的性格、气度、命运也受气禀的影响：“禀得精英之气，便成为贤，便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俗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这一说法，反映了朱熹思想乃至程朱理学理性思维的薄弱。
“性”是寂然不动的，一旦它动了，便转化为“情”而发泄出来。“情”即人们的情感、情绪，以及道德意识和生活中的欲念，它是“性”的外化和展露，是天理在人身上活泼体现的结果。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道：“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的，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的，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个解释是符合朱熹原意的。“情”是“性”的发用，就是指人对待具体事物时，内心之性根据其“气禀”的程度而有所反映和表现，例如，“仁”是“性”的内容之一，它的发用即为恻隐之心。“情”本来是至善的，但有时也会流于恶，这就要看“情”之所发是否“中节”，即合乎节度，只有中节才为善；不中节，不论是过还是不及都流于恶。这一理论的提出，要求人们不仅在思想上具备封建道德的基本要素，还要在生活实践中时时处处使行为合乎道德规范，摈弃一切不合节度的过分的要求和欲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