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
陆贾、贾谊是汉初的两位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两人的思想具有本于儒家而融合儒、法的特点，又各有不同的特色，反映出汉初20多年间前后形势的变化。
陆贾（前240—前170年），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他凭借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
陆贾著有《新语》十二篇，发挥“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主张。他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的历史教训，说明完全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他认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新语·道基》）主张以仁义为本，主要通过教诲，辅之以赏罚，建立君臣、上下、尊卑、长幼、大小、强弱、贤愚、廉鄙协和的社会秩序，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们和谐相处。这种思想是与先秦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
不同于先秦儒家的特色是陆贾强调“无为”。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新语·无为》）他说虞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天下治。这里明显地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所吸取。陆贾在很大程度上把“仁义”解释为“无为”，直接反映了经过长期战乱后社会需要安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在这一点上陆贾的思想与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是一致的。
陆贾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两方面论证了以仁义为本的政治思想。
在天人关系方面，陆贾继承《易传》的观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天是生万物者，地是养万物者，人是成万物者。天地的特点是“幽闲清静”，无意识地产生和养育万物。人类社会的特点是“附远宁静，怀来万邦”，有目的地使万物得以完成。他指出，建立君臣父子秩序，发明种植、畜牧，制作房舍、衣裳、舟车，正风俗，通文雅，都是人类特有的作用。人类以这种特有的作用与天地相配合，使天地生养的万物得以完成。这里排除了天意和天命对人事的决定权，而突出了人类社会特有的自觉能动性。但是，陆贾又认为仁义是贯穿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他给自然界强加上道德属性，又把自然法则说成社会法则的依据，还进一步认为政治可以影响自然，说：“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新语·明诫》）这就与后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很接近了。
关于古今关系，陆贾认为“古今同纲纪”。这万世不易的“纲纪”就是仁义。无论古今，以仁义为原则治国就会成功，违背仁义原则就要失败，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不同的是，陆贾认为在坚持仁义的原则下，治国的具体办法应当“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权行”就是依据古今时势不同而变通，以求与今世实际相符合。所以他又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同上）这显示出陆贾重视现实反对泥古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历史的发展。
贾谊（前200—前168年），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章”，知名于家乡洛阳（今属河南），20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迁为太中大夫。因大臣周勃等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数年后，怀王坠马死，贾谊自感为傅无功，哭泣岁余而死，年33岁。著作有《新书》五十八篇和《
鸟赋》等。
贾谊也主张以仁义守天下，也是从总结秦代灭亡的教训来探求长治久安之策的。但贾谊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上距刘邦初定天下已有20多年。在这期间，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陈平、周勃为首的元老旧臣瓦解了诸吕的势力，对匈奴的和亲以及对南越王赵佗的安抚政策暂时安定了边境，汉代政权已基本稳定。而随着休养生息带来的经济恢复发展，阶级矛盾逐步加深，潜伏着社会政治危机。贾谊敏锐地觉察到潜伏的社会政治危机，上书文帝指出当时的“事势”“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汉书·贾谊传》）。因此，贾谊的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
贾谊从“民本”的角度论证“仁义”的必要性。他说，政治经验告诉人们，君离不开民：安危取决于民，存亡取决于民，成败取决于民，力量来自于民。贾谊从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引出的政治主张是必须实行“仁义”，就这一点说是与陆贾一致的，但他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比陆贾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贾谊重新讨论了礼治与法治的优劣，认为礼治优于法治。基本理由是：①“礼”可以预防“恶”，使百姓不产生“为非”的念头，有“劝善”的积极作用；“法”只能在“恶”发生以后进行惩罚，起“惩恶”的消极作用。②礼治通过教育推行，久之成俗，民乐从之，带来长远利益；法治通过刑罚推行，积怨越来越多，形成哀戚逆反的情绪，必将招致祸乱。
贾谊激烈批评了“无为”思想，这与陆贾的主张不同。他认为秦之所以灭亡，主要的是它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即没有推行礼制。秦亡的原因不仅在于苛政，而且在于“失礼”。因而要采取的治国方针就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建立和推行礼制。贾谊还指出当时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亟需用积极有为的办法解决。匈奴势力日益强盛，不断扰乱侵犯，对汉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同姓诸侯王“制大权以逼天子”（《汉书·贾谊传》），形成割据之势；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造成社会不安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采取“有为”的办法才能解决，继续高唱“无为”完全无济于事。
贾谊的思想有融合儒法的特点。在仁义和功利的关系上，他既强调仁义，又不反对功利，而把二者统一起来。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安对策都贯穿着二者统一的观点。他的“民本”思想，既主张“爱民”，又主张把民看成可畏的异己力量加以控制。他的礼制观念认为，礼既反映尊卑关系，又反映强弱关系。这种融合儒法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霸王道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