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思想与西学的传入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王朝经历了一段所谓“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年，同治是清穆宗载淳的年号）。这时清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化并形成顽固派与洋务派。顽固派以倭仁、宋晋等人为代表，他们死守封建纲常名教，故步自封，盲目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洋务派则是一批实力派官僚集团，先后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与顽固派相同之处，就是双方都极力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其思想体系；不同之处是，洋务派主张“时务”“洋务”或“西学”，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
洋务派还建立了一批“洋务”机构，包括当时颇有名气的北京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局在内。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主持，江南制造局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主持。这样的西学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饱尝外国侵略之苦，寄希望于认真学习“西学”，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
这一时期经由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国际公法、粗浅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基督教神学。洋务派没有可能认真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初由伽利略所奠定、17世纪末由牛顿所完成的近代古典力学体系，到19世纪70年代才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于19世纪科学上一系列重大发现，包括30年代的细胞学说，40年代的能量转化定律，50年代的生物进化论，60年代的光谱分析、遗传实验和元素周期律，70年代的曲面空间与群论的研究，80年代的细菌与微生物学方面的发现，90年代的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游离电荷的测定以及其他一系列科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和贡献，都没有被引进到中国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竟被外国传教士用来当作神学创世说的根据。
尽管是粗浅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从旧的封建士大夫营垒里开始分化出的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比较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中国在面临新的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必须正确地认真地认识世界并努力改造自己，才能跻入近代国家之林。他们逐步自觉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希望变贫困落后的旧中国为富强独立的近代国家，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面貌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形态。早期维新派或称早期新学派就是他们的思想代表。大多数早期维新派出自洋务派，然而他们对当权的洋务派表现出一定的不满，进行了有限度的批评，他们大都是从洋务派出身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洋务派中，有一个“学问半通官半显”的颇堪注目的人物，那就是郭嵩焘，他的思想言论中已开始流露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新因素。
郭嵩焘（1818—1891年）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任广东巡抚，出使英、法。他虽然属于洋务派上层集团，但是对西学却有着独特的见解，而与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当权派不同。他在给沈葆祯的信中责难当时的洋务派说：“窃谓今时办理洋务，一曰求制胜之术，其大原大本处，不敢遽言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风俗皆不敢言变更，而苟幸一时之无事”。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说：“凡名为知洋务者……无通知其本末者。”他特别指出洋务派的重点所在，即军事工业，实际上乃是末中之末。他说：“泰西富强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这就明确指出了本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郭嵩焘的论点是：“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新学派阵营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薛福成、严复、谭嗣同等人都对他推崇备至，并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基本看法。他开始把眼光从追求船坚炮利转移到探索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上来，提出“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他还对比了中学与西学的异同，认为其间区别在于“西夷专主实用”，“中国虚文无实”。这一观点也为后来的严复所直接继承，并加以阐发。严复留学英国时，郭嵩焘正任驻英公使，和严“引为忘年交”，两人“论析中西学术，穷日夕勿休”。郭死后，严挽郭曾有“平生蒙国士之知”“人世负独醒之累”的话。上句话说严复本人受到郭的垂青，下一句则指郭的思想不合当时的时宜。这两句话可以反映出两人的深交及其思想面貌的共同点。
郭嵩焘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这里所谓“天地之机”，他的解说是：“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与友人论仿行西人》）这就是说，中国不应该要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而应该要自由资本主义。郭嵩焘还指责洋务派口头上侈谈富强，但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他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中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这里的“民”是作为与洋务派官僚有别的另一个范畴而被提出来的，实际上是指不当权而又希望发展近代企业的地主、商人等士绅阶层。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就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改革措施。郭嵩焘把重点放在“学”这一方面，强调学习西学的重要性。郭嵩焘已开始提出：“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又谈到他自己“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尚空文”。所以他主张中国“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意”。郭嵩焘还说：“西洋立国本末兼资，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求所以自主。”这实际上也是后来所有的维新派的基本命题。
洋务派的基本理论即历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曾有过类似“中体西用”的提法，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具有打破旧学的一统天下、要求学习西方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意在为西学争地位。这和洋务派的公式、词句虽然相似，实际上却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在西学开始得到传播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民权平等之说”而发的，其意主要是在政治上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个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它是洋务派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