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思潮的形成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社会思潮。“玄”字取义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按当时的解释，“玄”即是“无”，“妙”即为“始、母”，引申为“有”的意思。魏晋名士借用《老子》的范畴，以“无”能不能生“有”为中心议题，讨论有无、本末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不同的流派，统称“玄学”。这些名士们以穷究世界的本源、人生的目的以及其他一些抽象的哲学理论问题相标榜，故又称“清谈”。
玄学的特征，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均有论述。这里，着重介绍玄学的思想特征。玄学不是道家学说的变种，也不是儒家学说的延续，而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兹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1）玄学的思想资料是《老子》《庄子》和《周易》。《老子》《庄子》是道家经典，《周易》则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有多种，玄学家为何选中《周易》？因为《周易》一书，从《易传》问世以后，就包含有阴阳家和道家的思想，到了西汉之际，还出现了一批兼治《老子》和《周易》的专家，这对玄学是有影响的。玄学家一方面以儒家经义解释《老子》《庄子》，另一方面又把《周易》道家化，从而使儒道二家学说在玄学中融为一体。
（2）玄学的思想形式主要是注释经典，这种形式，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又融合了道家的抽象思辨的特色。
经学和玄学都是注经，经学注释的是“儒经”，即以《春秋》为中心的经学形式，它支配了两汉时期的学术界。而玄学注释的则是“杂经”，不仅有儒家经典，而且把战国时期的子学也纳入经学轨道。在玄学的影响下，南朝宋正式确定以《老子》《庄子》《周易》为玄学经典。所以《颜氏家训·勉学》称“《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此外，汉儒注经，注重章句训诂，玄学家注经重在发挥义理，即通过经义，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可以借题发挥，打破了呆板沉闷的学术空气，启发人们独立思考。这些都表现出玄学是儒、道合流的特色。
（3）玄学家多力求把孔子与老子，道家的无为与封建的伦理等级关系和观念结合起来。
玄学家一般都很推崇孔子，多尊孔子为圣人，但又使孔子部分地老子化。《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王弼传》有这样的话：
（裴徽）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原文‘无’字，据《世说新语》改）所不足。”
从上述问答可见王弼以孔子“体无”，老子“体有”，无能生有，故孔子比老子高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玄学家所崇拜的孔子，已不是孔子的原型，而是“体无”的圣人，他被染上了若干道家的色彩，这时的孔子具有真孔子与假孔子的双重性格。至于老子又被说成是“体有”的，这与老子本来的观点并不相同。总之，孔子与老子的思想被“融通”了。再者，孔子为圣人，老子为贤人，圣人与贤人也不是对立的，只是人的道德修养的两个不同的层次，不能截然分割，其间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
玄学家虽然提倡自然无为，但他们力求说明自然无为与伦理名分并不冲突。何晏曾提出“天地以自然远，圣人以自然用”（《列子·仲尼》注引《无名论》），这样，才能使“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晋书·王衍传》）。也就是说，圣人以“自然”为体，是为了促进贤者完成自己的德性，使不肖者改正自己的过失。王弼在文章中常说“崇本举末”可以使“仁德厚焉，行义正焉”（《老子》三十八章注），他主张顺应自然以实现圣人之治，所以他在《易·观卦注》中说：“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以“自然”之理统治百姓，百姓就信服了。
魏晋名士是玄学的倡导者，这是玄学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出身于皇亲贵族、豪强地主和经学世家，另一部分则是依靠曹魏政权的政策而升发起来获得官位的。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九年（214年）和二十二年（217年），曾四次下令举贤。建安十五年春的令中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样，就使得一批出身寒微、不重礼教修养的知识分子逐渐演化为名士。
魏晋名士倡导玄学，还有着深刻的学术上的原因。
汉代经学发展到汉魏之际，已经衰落，它既烦琐又迷信，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把儒学从汉代经学形式中解救出来，是魏晋名士所必须解决的思想课题。为此，魏晋统治者做了一些尝试，曹操于建安八年（203年）下令，企图使通过选拔可以造就的人才，进入学校加以培养，通过他们以恢复孔子之道。但这些措施的收效并不大。社会思潮朝着以儒道相结合的玄学方向发展，单纯的两汉经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里不能不提到，汉魏之际名法思想的兴起，对于玄学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就考核名实、因才授官的问题纷纷著书立说。东汉以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为代表，主要是评论以地方察举和中央指名征辟的办法来选拔官吏，造成了名实不符的流弊，主张名实相效，做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潜夫论·考绩》），“信赏罚以验惩劝”（《昌言·损益》）。除此，魏初以徐幹的《中论》、刘劭的《人物志》为代表，旨在为曹操的人才政策做理论上的说明。《中论》主张选拔官吏要注重名声与实际才能的统一。刘劭的《人物志》在学术上颇能融会诸家，而不固守一家之言，它吸取了儒、道、名、法诸家思想，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
这样，刘劭的《人物志》等名法思想，产生了动摇两汉的经学旧观念的作用，从而对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玄学思想家钟会、傅嘏、荀粲、何晏、王弼等人都精于名法之学，就说明了其间的密切联系。
魏初研究《老子》《周易》的风气很盛，这样，就在汉代经学逐渐衰微的时候，兴起了一股注《太玄》、治《周易》《老子》的思想潮流。魏初的宋忠、王肃、王弼等人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人物。宋忠的思想资料已大部佚失，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他著有《易注》，另著有《太玄经注》。王肃曾“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三国志·魏书·王肃传》）。“王弼注《易》、祖述（王）肃说”（张惠言《张皋文易诠全集》，《茗柯文》二编卷上）。这里，王弼是个关键人物，何劭称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见《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这说明王弼进一步把注《太玄》、治《周易》《老子》的潮流，推向儒道合流的高度加以总结，从而成为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以后，向秀“著《儒道论》（已佚）”（《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江惇“博览坟典，儒道兼综”（《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阮修认为老庄与儒学没有什么不同，发展到王昶要求他的子侄辈以“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国志·魏书·王昶传》）为人生的指导原则，并以“玄”“默”“冲”为其子侄辈取名和字，这些说明在曹魏时期玄学思想的影响很大。它既承袭了儒家的纲常名教，又吸取了道家的自然之义与抽象思辨，在汉代经学以后，开启了一代新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