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的发展

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是春秋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发展的集中表现。早在伯阳父称阴阳五行为“天地之气”的言论中，就包含着天地对立观念的萌芽。春秋时代，人们在天地对立观念指导下考察自然和社会，使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得到新的发展。周卿士单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认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象，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是自然界符合规律的现象。鲁国的士师展禽，郑国的执政子产，晋国的史官史墨都有“六气”“五行”或“三辰”“五行”的言论。史墨还进而概括出“物生有两”的法则，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对立面，而对立面相互转化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六气”“五行”的对立，“三辰”“五行”的对立等，都不过是“物生有两”原则的具体表现。这是西周所没有的新思想。

春秋时期，阴阳五行说还在与具体科学如医学的结合中得到发展。《左传》昭公元年所记秦医和关于病理的议论，除把阴阳二气扩大为六气外，又提出“五味”（辛、酸、咸、苦、甘）、“五色”（白、青、黑、赤、黄）、“五声”（宫、商、角、徵、羽）、“六疾”（寒、热、末、腹、惑、心），把这几个不同范畴组成一个错综的结构，用以说明病因。

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代还越出中原的地域范围，在南方得到传播发展。范蠡就是南方具有阴阳五行思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认为“天道”的规律是“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亏）”（《国语·越语》）。把这一事物转化思想运用于政治，他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主张“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同上）。春秋时期，具有阴阳五行思想的人物，在论述问题时，往往对神作出非宗教的解释。例如，史墨将“五行之神”解释为因有功绩而受后人尊崇的历史人物（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龟和史墨将祖先神的关系理解为水、火等自然物的关系（见《左传》哀公九年）。这说明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已经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战国诸子学说中哲学思想发展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