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潜夫论》

王符（约85—162年）字信节，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年时代刻苦好学，与马融、张衡友好，由于出身微贱，又富有正义心，不愿与世俗同流，乃终生不仕。他著书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反映出汉末社会的矛盾，对现实的危机作了大胆的揭露，并提出了治理的办法，而不欲彰显其名，故名其书《潜夫论》。

王符从经济领域分析当时社会衰乱的原因。指出当时社会中“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潜夫论·浮侈》）。洛阳“浮末者”人数是农夫的十倍，天下郡县市邑的状况也都类似洛阳。“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同上）废弃农桑导致饥寒，饥寒导致为非作歹，统治者用严酷的刑法对付迫于饥寒的人们，又引起普遍愁苦怨恨，造成社会危机。

王符提出用“崇本抑末”的办法杜绝社会危机。他区分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和专为奢侈消费服务的工商业，不是笼统反对工商业，而是认为农与工商各有本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潜夫论·务本》）主张“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同上）。他没有像崔寔、仲长统那样提出恢复井田制的主张，也没有像荀悦那样提出“耕而勿有”的口号，他只主张抑制奢侈性的工商业，改变农业生产萎缩的状况，以挽救社会危机。

王符还针对当时的现实，明确提出公私关系的问题。所谓“公”就是指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私”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的个人私利。他指出：“私利”流行还是“公义”流行是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志。“私利”与“公义”对立，“私术用则公法夺”（《潜夫论·潜叹》），公卿大臣未必缺少“聪明智虑”，但他们总是把“私利”摆在“公义”之上，就不能不造成祸患。他认为推行“公义”取决于君主，然而当时的东汉君主却从私爱出发授官任人，宦官外戚以及腐朽的官僚一旦掌握权力，无不结党营私，欺世盗民。他们或“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潜夫论·论荣》），或“以面誉我者为智，谄谀己者为仁”（《潜夫论·贤难》）。王符还说“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潜夫论·本政》），深刻揭露了权贵的道德堕落。

王符提出的救乱扶危的方案主要是“富民”，认为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下贫而上安。要求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希望统治阶级君臣一致，以“公义”为重，协调关系，共同治理国家。但是王符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谁愿意采纳他的建议，又看到社会动乱之势已成，很难扭转局面，对东汉王朝的中兴已失去了信心。

王符的哲学思想，在《潜夫论·本政》篇中有完整的表述：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君以恤民为本，臣忠良则君政善，臣奸枉则君政恶。

这里把自然与社会、政治与道德、君主与臣民联系起来，阴阳和天心是其中的两个基本观念。王符认为在阴阳之前存在着一种“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的元气，元气“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生出天地、万物以及人类。在万物生化过程中，天的作用是施气，地的作用是化育，人的作用是统理万物，或叫作“为”。王符企图把君主的作用建立在元气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天人通情，气感相和”（《潜夫论·叙录》）的观点，就是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由气来沟通的。气有和气和乖戾之气的区分，和气导致正常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乖戾之气导致反常现象。君主可以“理其政而和天气”（《潜夫论·本训》），在和气的作用下，不但可以使农业丰收，而且可以使人民形体姣好，健康长寿，道德高尚，风俗敦厚。这种天人感通的观点排除了神的存在，与神学天人感应说不同。可是，进一步追问，君主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君主的决定作用依据是什么？这就无法用元气自然说作出回答了。当他用“天心”解释君权起源的时候，便滑向了君权神授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