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守仁是明代思想史上影响很大的思想家，这已成为后人的公论。

为什么王守仁的思想能在明代中后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其中有三方面相互关联的原因：“别立宗旨”，“与朱学背驰”；讲学活动的推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个宗旨，如前所述，就是“良知”说。“良知”说一经提出，立刻引起思想界的波澜。明末学者顾宪成评论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小心斋札记》卷三）

事实上，王守仁“致良知”宗旨一标，确实震动了程朱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界。王守仁与朱熹的分歧虽然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但这已足以使人侧目而视，尽管他自己并非有意，但毕竟触动了以程朱为代表的官方“正统哲学”。

就王守仁主观而言，他维护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从他一贯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可以看得出来，但方法的不同有时会导致思想观点的若干分歧。朱熹把“天理”放在人心之外，这样有利于使封建主义原则凝固化与神圣化，让人们向它顶礼膜拜；而王守仁则把“天下”放在人心之内，宣称“良知”即是“天理”，而“天理”一旦与变动着的、圣愚皆有的“心”（意识）相通，这实际上也就埋下了否定“天理”的契机，个体意识的觉醒必将不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这一点是王守仁没有料想到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守仁的学说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要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天理”，抨击违反“天理”的行为和思想（“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思想僵化，认为“破心中贼”比“破山中贼”更为重要，大力倡导“致良知”说。王守仁学说的这种二重性，却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两种需要：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阶层要用“天理”作为维护当时社会的思想工具，因而他们赞赏王守仁学说，称之为“有用道学”（参见毛奇龄《王阳明先生传赞》卷五《折客辨学文》）；另一方面，明中期以来，封建士大夫不满于朱学的思想禁锢和学术上的呆滞局面，加上明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开始抬头，王守仁的思想也正好适应了这样的形势。这也是王学在明中期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10页）王守仁思想和学说的二重性，比朱学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它在明中期以后得以广泛传播，也就不是偶然的现象了。

王守仁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还得力于明中期以后书院讲学活动的推动。明代书院在宪宗成化年间逐渐兴起，到世宗嘉靖年间达到极盛。据统计，明代全国的书院共达1239所，其中东南地区的长江流域就达646所，大大超过宋元时期（参见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而王守仁及其弟子，又发展了书院的“讲会”制度，他们重视讲学，也允许不同学派讲会，同时进行问难、辩论，使书院讲学与“官学”有了明显的区别。明中叶以后，那种和“官学”近似的“考课式”书院大大减少。讲会式书院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的交流，扩大了学术思想的传播范围，为当时读书人所欢迎。这既是王学得以传播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王守仁及其弟子大力推进讲学活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