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思想的形成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因曾筑室绍兴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即王守仁死后39年，诏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祀文庙。
王守仁的父亲王华（字德辉），曾任少詹事（太子老师）、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王守仁少年时代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封建教育。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任刑部、兵部主事，因得罪宦官刘瑾，正德元年（1506年）谪贵州龙场驿。正德五年（1510年），升为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次年迁南京刑部主事，后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等地。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又平定宗室贵族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和南京兵部尚书，曾讲学于绍兴稽山学院和龙泉寺中天阁等处，并从事著述活动。
王守仁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开始授徒讲学。他在世时，著作就被弟子编定，名为《王文成公全书》，包括《年谱》及生平、家世，共三十八卷，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刊刻，今天所见到的王守仁著作，主要依据这个版本。
王守仁的一生，经历了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个时期，即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这一时期，明朝的统治者面临着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矛盾激化的局面，迫使人民走上反抗的道路。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宗室称兵”以及宦官专权的严重问题。加上西北“边患”的日益加深，使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王守仁亲身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为明朝的统治深感忧虑。他努力要为社会寻找一种药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使天下事势“起死回生”。王学的产生，就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这样的社会问题。
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除了社会的原因之外，还必须有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王守仁的心学也是如此。
明代中期以前的学术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朱学占据统治地位。王守仁在这样的思想学术环境中成长，早年主要学习朱学。他曾经深信朱熹的格物之学，而且付诸行动，他后来对弟子们追忆了一件很生动的往事：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王守仁已开始怀疑朱学。朱熹教人“半日格一物，半日静坐”，难道这就是格物吗？由此发生了王守仁“格竹”失败的故事，又由此引起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守仁思想的形成，除了“源”和“流”两个方面以外，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首先，是他研究禅学的经历。王守仁在年轻时，有过相当长的时间学习佛道典籍，《王文成公全书》中有多处记载。在王守仁的学说体系中，确实有不少地方是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辨方法。他认为儒佛在某些点上是可以相通的，并不完全排斥。他从讲学中主要吸取了佛学对心性的论证与直觉的修养方法。
其次，王守仁与湛若水（甘泉）的交往及受其影响也很重要。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守仁在京任职时结交了翰林庶吉士湛若水，以后交往不断。二人定交的时间正是王守仁不满于朱学、企图寻找新的思想出路之时。他主张不依傍前人而有新的创造（即所谓“自得”），而湛若水以及陈献章强调“自得”的为学宗旨，恰恰给了他重要启发。
再次，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形成，除了学术方面的经历之外，他的政治经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王守仁出身于官僚家庭，11岁随父寓居京师，15岁时曾出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见《年谱》）。进士及第后，置身于官僚队伍中，看到的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颓坏，社会风气的沉沦，他对这些感到忧心忡忡。特别是他本人也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贬谪升迁，因此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痛心疾首，他指出：“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答顾东桥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间，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答方叔贤》，《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刻印着这种“培养君德，端其志向”的主旨。
总之，明朝中叶的社会条件，当时学术思想的影响，以及王守仁的个人经历，这三者是其心学思想体系形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