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与谶纬的史料

汉代经学的史料相当纷繁杂乱，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1）汉初儒家所传的先秦儒家经籍。这部分史料又有两类，一类是今文经学的经典，包括浮丘伯所传的《诗》，伏胜所传的《尚书》，高堂生所传的《礼》，田何所传的《易》，胡毋生所传的《春秋公羊传》。受传的弟子各自成家，今文经学每一经又分为数家。同出于浮丘伯的《诗》分为齐诗、鲁诗、韩诗三家；同出于伏胜的《尚书》分为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同出于高堂生的《礼》分为大戴、小戴、庆普三家；同出于田何的《易》分为施、孟、梁丘、京房四家；同出于胡毋生的《公羊春秋》也分为严氏、颜氏两家。另一类是古文经学的经典，包括毛亨所传的《毛诗》，还有相传出于孔子旧宅壁中的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还包括北平侯张苍所传的《春秋左氏传》。

（2）汉代经师们对儒家典籍的训解阐释。例如，京房的《京房易传》、伏胜的《尚书大传》、韩婴的《韩诗外传》、卫宏的《毛诗序》、郑玄的《毛诗传笺》、许慎的《五经异义》、郑玄的《驳五经异义》《六艺论》等，这部分是汉代经学史料的主体，数量很大。在使用竹帛为书写材料的汉代，“经”的复本不会很多，“传”的复本自然更少。加之经学著述多数是“经”的注释，一旦新的更好的注释得以流行，同一经籍的原有注释就被取代，很容易被弃置亡佚。所以，汉代的经学著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都散失了。清代学者为了寻找散失的经学著述，用了很大功夫，把各种文献中引用的佚书的文字搜集出来，集录在一起，成为辑佚之作，部分地恢复了佚书的面貌，对后人很有用处。例如，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都是这样的著述，是研究经学必须利用的史料。

（3）汉代经学家的生平传记资料。主要保存在《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和《后汉书·儒林传》中，有一些重要的经学家，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单独的传记。他们的生平传记，一般都很简短，有些连生卒年和著作也不很清楚，但要了解汉代经学的派别流变还是离不开这些史料。

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其生平史料主要是《史记》本传、《汉书》本传，还有《汉书》的《五行志》《武帝纪》、《论衡·实知》、《太平御览》卷九七六的引文和《西京杂记》卷二。近代人苏舆撰有《董子年表》，见于《春秋繁露义证》卷首。董仲舒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及《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今存的最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春秋繁露》这个书名在《汉书》中没有出现，最先见于晋葛洪的《西京杂记》。《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十七卷，《崇文总目》始著录为八十二篇，今本皆与之相符。“繁露”本来是一个篇名，汇编成集时以《春秋繁露》作书名，就将《繁露》篇改题为《楚庄王》。《春秋繁露》各篇原来可能都包括在《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中。《春秋繁露》的注释有清凌曙撰《春秋繁露注》，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又收入《龙溪精舍丛书》；又有近代人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内容较凌曙著有增改。今存董仲舒著作还有《举贤良对策》三篇，存于《汉书》本传中。此外，有四种董仲舒著作辑本：《春秋决狱》一卷，清洪颐煊辑，收入《问经堂丛书》；《春秋决事》一卷，有清王模的辑本和清马国翰的辑本两种，分别收入《汉魏遗书抄》和《玉函山房辑佚书》；《周易董氏义》一卷，清王仁俊辑；《董子文集》一卷，明汪士贤辑，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谶纬的真正作者一般无法考知。历史上第一次编纂谶纬是在王莽时期。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遣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颁《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王莽传》）。刘秀即位后，第二次编纂谶纬，建武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共八十一篇。曹魏时期和南朝宋代，也制作过一些谶语加到纬书中去，但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编纂。《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所见的谶纬仍为八十一篇，包括七纬三十六篇，其它四十五篇。隋唐以后，谶纬大部亡失，只有《易纬》的一部分流传下来。

明代开始，又有人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辑集谶纬著述。明孙瑴辑《古书微》三十六卷，是第一部谶纬辑佚之作。《古书微》对七纬三十六种都有辑录，但所辑每种的内容遗漏很多，又有不少杜撰。清代出现了辑有谶纬书籍的丛书，它们是：黄奭《汉学堂丛书》，辑录七纬三十四种，另有其他谶纬二十一种，共五十五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纬书二十九种（无《易纬》），另有其他谶纬十一种，共四十种；赵在翰《七纬》三十八卷，辑录七纬三十六种；陈乔枞《诗纬集证》四卷，辑录《诗纬》四种。另有今日本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合著的《纬书集成》，是一部比较完备的谶纬辑集。这几种辑佚丛书所撰的纬书篇目互有重复，内容多少不一，可以互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