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制度面临的挑战

1.刑事诉讼领域

近10年来，社会对刑事诉讼中陪审团的批评越来越多。在辛普森案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案件中，陪审团连续作出无罪裁决，导致了公众对陪审团的极度不信任。[42]由于陪审团享有对于法律的否弃权，而且它作出裁决不需要阐述理由，陪审团被一些人认为是司法专断的代名词。人们认为，由于对法律的无知，陪审团容易感情用事，仅仅因为同情心就让罪大恶极的罪犯逍遥法外。在辛普森案件中，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发现了检方举证过程中的重大瑕疵——检方为了给辛普森定罪而在他家中伪造了一只带血的手套，该手套与犯罪现场发现的手套是成双的，陪审团据此认为检方的其他证据都有可能是伪造的，因此作出了无罪裁决。[43]

同时，由于刑事诉讼的结果牵涉到被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因此，被告人往往不惜重金，采用各种手段，利用自己的程序权利（例如绝对异议权），研究每个陪审团候选人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达到逃避法律惩罚的目的。正是陪审制度给了被告人这些机会，陪审制使刑事诉讼制度成为了“有钱人的正义”。[44]陪审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另外，根据美国法院系统行政办公室（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1995年度报告的记载，由于辩诉交易的存在，仅有14%的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尽管其中有78%的审判程序适用了陪审团，相对于刑事案件的总数而言，陪审团的利用率仍然很低。

2.民事诉讼领域

相比而言，陪审团在民事诉讼领域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民事陪审团的利用率极低。这与民事案件和解结案率的提高有很大关系，根据美国法院系统行政办公室1995年发布的数据：当年进入审判程序的民事案件仅占所有民事案件总数的3.2%，适用陪审团的案件仅占所有民事案件总数的1.8%。

其次，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对陪审制度产生了冲击。ADR发展势头迅猛，它在纠纷解决的效率和质量上都表现出了诉讼制度无可比拟的优势，而法院却面临着“诉讼爆炸”的压力，因此，法院也非常鼓励当事人采用诉讼之外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由于很多当事人不采用诉讼方式，陪审团的作用也就无从发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民事陪审团的批评达到了高潮，其标志是“侵权法改革（Tort Reform）”的兴起。1980年前后，美国经济进入低潮，保险业与制造业均进入低靡时期。为了找到复苏的理由，保险业与制造业的从业者把矛头指向了司法制度。他们认为，当时的侵权责任规定过于严格，制造商往往被要求给付高额损害赔偿金，这直接导致了产品责任险保费的提高，而这又导致了制造商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最终造成了物价上涨。对于“高额损害赔偿金”，民事陪审团难逃其咎，保险公司与制造商频频向联邦最高法院施压，要求对陪审团的权利进行限制，并声称陪审团是“失控的怪兽”[45]。值得庆幸的是，联邦最高法院顶住了压力，民事陪审团才得以从这次危机中幸免于难。

当今美国社会，民事陪审团现状的批评者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主张彻底废除民事陪审团，因为它已经发挥不了任何积极的作用，显然，这种想法过于极端；另一部分人主张对民事陪审团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使它能够在司法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