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通向城市》、《也许正在发生》及其他：观念转型的时代
随着苏力在法学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同时也借着《送法下乡》的东风，2001苏力登上了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宝座”。可以说2001年对于苏力及其整个研究风格来说是一个分水岭，2001年以后苏力说话时“腰杆挺得更直了”，2001年以后“道路”就“通向城市”了。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2001年以前的情形。
2001年以前，苏力的研究线路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在一条主线上，苏力极力主张“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发现真实的生活世界”。在这条主线上，弥漫着一股“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朱自清《春》），基本都是城里人懒得去关注的乡土社会的问题。苏力探讨是“秋菊的困惑”，是“山杠爷的悲剧”，是《秋菊打官司》中那个并不明确的“说法”，是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是基层法官的“那个脚趾头对鞋的感受”，是“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的“韦伯与秋菊”，是耕牛的纠纷与法律纠纷。在对于这些“乡土纠纷”的研究与分析中，苏力为现代城市法律人展现了一幅不一样的图画，法社会学的强势介入，也为中国法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引发了一个新的——苏力称之为“社科学派”——法学学派。[13]虽然苏力没有直接说，但是从苏力后来在《也许正在发生》中的论述可以感受到，苏力认为自己就是这一学派形成的有力推动者，甚至是创始人。在这条主线上，我们看到苏力首先提出了一个“什么是你的贡献？”的问题，后来他用自己的第二本著作——《送法下乡》——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回答了赵晓力在序言中反问的“什么是你——苏力的贡献？”的问题，虽然这种回答并不称得上完美，虽然这样的回答必定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我们还是为苏力在世纪末提交的这份“答卷”感到基本满意。另外一条主线是关于苏力翻译其“洋兄弟”波斯纳著作的路线。[14]可以说，苏力不仅仅用“苏力的贡献”为整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法学界带来了一股乡土气息，而且其还通过翻译波斯纳法官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将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学界。如果说苏力反对和批判的是生硬的法律条文移植，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翻译波斯纳的著作对于中国法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法律人进行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移植呢？虽然我们说一个人的思想要靠自己去建立，用苏力的话说叫做要“发现你的热爱”、“你的文章中应当有你自己”，但是思想启蒙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新一代成长的法律人为了迅速获得“最时尚”、“最前沿”的法律思想与理论，往往有跟风的危险，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看来，跟风至少可以减少获取信息的成本，从而提高知识获取的效率，在同一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也是更为深刻而无法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风”是苏力本人吹起的“苏力现象”之风，“个案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之风，并也许导致由此引发出来——更大程度上是误解——的“美国法学思维至上”的流行风。就目前的情形看来，对于别的法学院我没有发言权，至少在清华法学院这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个案研究、普通法至上的思想已经在学生中具有一定的基础，并且随着一代代新人的出现，这种趋势有愈加明显的趋势。
可以说苏力翻译的不论是《波斯纳文丛》，还是先前翻译的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还是后来翻译的艾利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都为中国法学界展现了一幅美国法理学发展的某一个场景，这些片断连接起来，使得我们对于美国的法理学将形成某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逐渐改变我们思想中的“傲慢与偏见”，理解并进一步学会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的方式。
2001年以后，苏力的发展和思考问题的进路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这一层面和原先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中的所关注的层面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转换。苏力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开始走向“城市化”，开始走向“宏大化”[15]，研究的视角慢慢地由仰视变为了俯视。让我们简要的翻看苏力2004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就可以看出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向。在《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和《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中，苏力研究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如《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中央与地方分权》、《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司法的制度定位》、《法官素质与法学教育》、《法官遴选制度的考察》、《也许正在发生》（中美法学发展与变迁）、《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语境论》、《面对中国法学》等。这些被研究问题与先前苏力文章的“新翻的泥土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苏力在此二书之中依然还是反复的强调乡土社会规则的重要性，但是明显的已经不是苏力关注的重头，可以说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后，苏力“知识青年返乡”了，苏力“复转军人进法学院”了。如果凡尔哈伦说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16]可信的话，那么苏力无疑已经逐渐地由田野回到了城市，回到了中国法学主流话语体系的框架之中，虽然在这样一个语境和研究构架内，苏力仍然是个异类，但是毕竟还是回归了。
为什么呢？
2001年，苏力成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这一职务的担任将苏力其人、其文推向了中国法学界的前台，苏力似乎站在了中国法学的制高点，虽然也许学界还存在其他的高点，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样一个职位就中国法学界目前的形势看来并不仅仅具有一种符号或象征意义，其背后可能甚至必定隐含着某种话语的“权力意识”，苏力已经被定格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坐标之上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无疑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其截止于2006年已经有101年的历史了。[17]这样的历史的厚重感使得北大法学院可以标榜“北京大学法学院100周年亦是中国现代法学100周年”，[18]不论这样的标榜是否可以说服旁观者，但是这种推动中国法学和法治进程的雄心是值得肯定的。就目前中国法学的状况看来，无论哪所法学院都不可能有胆量发出北大这样的声音与誓言。而这样的誓言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议题。
正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使得苏力可以——至少在心理上有这样的“底气”——俯视整个中国法学界，成为法学界某一领域内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如果说上面提及的种种问题在其他，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领域，有学者也可以并敢于研究与苏力同样提出并研究的问题，那么至少就我所了解的范围来看，还没有哪位学者敢于通过法学著述的引证来看待中国法学，看待法学论文的产出，看待法学著作的翻译和法理学知识谱系及其缺陷等等问题。这也许就是苏力的个性所在。苏力写文章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看的。他敢于在法学界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通过法学著述的引证给中国法学家来一个大排名，这种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无人能及。通过苏力的实证考察，苏力指出：
“事实上，法学界的一个显然言过其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是，‘中国学者抄外国的，北京学者抄台湾的，外地学者抄北京的’。因此，由于相互引证都不多，互惠引证的现象至少在目前中国法学界还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重视了引证率后，可以预期很快会出现互惠引证，并且还很难消除。”[19]
苏力敏锐的察觉到其文的社会引向有可能引发中国法学界“学术腐败”新动向，但是这样的文章是必要的，这样的文章对于推动中国法学的健康发展、形成法学学术共同体具有积极的意义。苏力在其分析中发现，当代的很多学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引证而引证，因为引证越多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证明作者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同时也使得文章更加地具有某种表象上的说服力。现在很多的学术论文，如果没有英文引注似乎就不叫做真正的学术论文。在某些部门法的领域，单单有英文的引注是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的，还要有日文的引注和德文的引注，某些时候还要拿法文引注为自己的论文贴金，显得自己曾经多么的“努力”过，这样应该够“学术”了吧？目前大量的引注仅仅只是为了罗列各个学者的观点和看法，缺乏细致论证分析，“学术”就会变成观点的展示，而不是论证的展示。[20]在这些观点的展览陈列品中，展出的大都是“洋枪洋炮”，基本没有看到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就算有“大刀长矛”，往往也打上了made in U.S.A等等字样，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made in China的，仔细一看还是“中外合资”。因此，就目前看来提倡中国法律人应当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这样有些类似于“废话”的口号还有一定的市场，不知道这对于苏力来说应当是喜剧还是悲剧？
苏力在担任法学院院长之后，一个值得关注，同时也是他分内的事情，就是苏力面对每一届法学院新生和即将远行的老生时发表的感言。这些新生致辞和毕业生致辞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苏力对于新一代法律人的期望，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期望。苏力的每一次致辞都是极具特色的，在延续北大人“发言必煽情”传统的基础上，又不乏作为长者的亲切感和学术的厚重感。这些发言大致包括：发现你的热爱（2002级北大法学院新生欢迎会上的致词）、你们不再提问了（2002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珍重自己（200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社会没有义务等待你们的成长和成熟（200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刻，你们是主角（在2003年9月5日北大法学院新生欢迎会上的致词）；走不出的背景（2004年6月16日在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这里是北大法学院！（法学院2004年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致词，2004年9月2日）。
不论是对于那些刚刚来到法学院的懵懂少男少女，还是“在三年或四年的勤奋的，或不那么勤奋的（有时甚至有点偷懒的），学习之后，你们以出色的，或不那么出色的，成绩毕业了”（《珍重自己》）的“老油条”来说，苏力的致辞对于北大法学院学生大学生活及其回忆而言，永远都将是一份厚重的礼物，值得珍藏。
面对刚刚加入到我们这支法律人队伍的大一新生：
“同学们，尽管北大的名字从此将同你相濡以沫，但未必可以托付终身。北大产生过许多名人，但不要错觉自己进了北大也就成了名人；其实这些名人大致与你我本人无关，有关的那一点也只是在概率上。我们已经身在一个个体主义的社会，一个竞争的社会了，父母或家族或门第的余荫已经消散，那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同学可能会最深的感到这些；学校或导师的大名都不过是产品的商标和商誉，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2003年《这一刻，你们是主角》）(https://www.daowen.com)
“这里是你的一个新的开始；在这里你将度过也许不是你最幸福，肯定不是你最灿烂，但必定是你最怀念的一段时光。”（2004年《这里是北大法学院！》）
苏力如是说。
面对那些——睡在你上铺或下铺的哥们儿，曾经连半支烟都分给你抽的兄弟，暗恋了数年的某个同学，“学五”或“农园”，“必逃的选修课和选逃的必修课”——即将割裂却又藕断丝连的校园人物与生活背景的毕业生：
“你们即将远航。不论你们在校期间曾有过多少抱怨，有过多少不快，或对我或其他老师有什么不满，现在都请你们原谅，并且都正在过去；‘而那过去的事’，如普希金所言，‘都会变成甜蜜的回忆’。”（2002年《珍重自己》）
“我不喜欢这种‘爱心’的说法。传统有时还是好的，我坚持传统的主观的动词表达式。在你们临别之际，我只是说：我爱你们。
是的，我爱你们，没有修饰和限定。
但如果一定要给这份承诺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2002年《你们不再提问了》）
苏力如是说。
然而，在这些致辞中最打动我，也是最为打动每一个即将每天穿着正装，走上工作岗位，走向中国社会的法学院毕业生的，是这样一段话：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像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2004年《走不出的背景》）
苏力每次在致辞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位法学家，他已经成为一位年长的朋友，在你来到学校时，他会展开双臂迎接你的到来，并且粗略地告诉你这一路将有可能有哪些风景，但真实的美丽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当你即将告别校园生活的时候，他站在你身后，拍拍你的肩，道声珍重，默默道别。他又像一位满怀深情的诗人，用诗人的爱包容我们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包容他。一位北大的学生在未名BBS上说：
“院长大人每一次都把毕业欢送会Transform to多愁善感会，弄得一些人热泪滚滚，弄得你我都如流水般稀里哗啦。但是仍然很期待下一次毕业欢送会，期待院长流水一般真切、朴素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