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中国式表达，苏力语言
“其实有时候，我追求的就是这个，不规则的语言，给人造成强烈的艺术感觉。我不是追求语言符不符合规范，而是追求思想能不能有效传达，我是从功能上来理解语言的，而不是从规范上理解语言。”[62]
毫无疑问，苏力写文章的“非中国表达方式”在法学界是出了名了。初读苏文，你会觉得文章中有些语句很不符合你平时说话的语序，简单地说就是读起来很累。但是一旦你真正熟悉了苏力写文章的语言风格，你马上会被这种在形式上具有诗一般结构，在内容上逻辑层层递进的语言所深深地吸引，读多了之后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文章中运用到“苏力句式”，有时甚至并不是故意效仿，有的也许仅仅只是如黎叔（电影《天下无贼》）说的：大意了，大意了！苏力文章的语言常常将一个原本应该很长的句子用几个逗号格开，或者用一个很短的句子单独成段。这种长短句结合并交替出现的做法，一方面使得文章的节奏感、韵律感很强，可以增加阅读的乐趣，另一方面每一个被逗号格开的从句可能是前一个从句的补充说明，可能是后一个句子的预设前提，还可能直接构成作者希望予以额外说明的某种条件、限制、假设或更进一层次意义的延伸。这种做法往往将原先的句式风格予以打乱，对于整个“中国式的表达习惯”有种颠覆性的效果。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将作者想揭示的问题一层层剥开，展示在读者面前，并且将可能的另外的情况在“疑难案件发生地”就地解决，而不是等到这句话说完之后，再用另外的语句加以限制或进一步阐释。这样的句式可以精简文章的语言，使需要论证和说明的问题能够集中到某一个句子当中，从而节约论证的成本，防止论证过程中的边际效应。
苏力文章中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例如苏力在《窦娥的悲剧》中有一段论述：
“如果它不能，而社会中其他个人、机构、组织、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类似的‘产品’，或以同样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那么这些个人、机构、组织就可能部分取代（例如家族、黑社会）甚至全部取代（改朝换代）国家，这就意味着统治者权力的弱化和丧失。”[63]
这段论述中，我们将苏力常用的几个引导词拿出来，看看这个句子的结构特点。本句中几个重点的词是：“如果……而……或……那么……就有可能……甚至……这就意味着……”苏力首先通过假设的方式（如果……）提出了讨论和分析下面这个问题的某种前提条件，紧接着话锋一转（而……）又来到先前假设条件的反面，并进而（或……）提出这种反面前提的另一种可能，然后得出（那么……）前面预设条件下的某种结论，并常常用一种并不确定的口吻（就有可能……），还考虑到另外更加严重的情况（甚至……），才敢谨慎地得出（这就意味着……）某个带有主观色彩的答案。苏力运用的这种句式常常会在其各种文章中出现，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是苏力在故意玩弄玄乎，有话不好好说，硬要在用语和句式上剑走偏锋。后来在听了苏力的讲座以及看了他在各大高校的演讲记录之后，才发现苏力本人平时说话也有这种习惯。苏力式样的句式往往在讨论问题之前会将各种可能对得出的结论造成某种影响的因素在各个从句中予以说明，并且常常用“或……”、“甚至……”等词语将并列或递进关系的种种预设条件在句子中加以连接，然后在得出某个在既定条件下的结论时，苏力会非常的小心，常常用“也许……”、“可能……”、“恐怕……”等助词来限制所得出结论的“普遍真理性”，因为苏力相信“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任何都不那么确信其正确”，[64]这同时也反映了苏力自由主义的研究风格和非决定论的学术理念。苏力作品中，类似这种将大量的限定条件预设在文章讨论问题的结构框架之下的做法还有许多，例如“如果……成立，那么……”、“假定……是不错的话，那么……有可能……”、“哪怕……，哪怕……，就算……，也无法……，反之有可能，也许不仅仅是可能……，甚至……”等。而且，这样的用法不光仅仅出现在苏力对问题的深刻论证过程之中，而往往在文章的一开始，即问题提出的阶段就用这样的句式来限定讨论该问题的种种语境和有可能选择的研究进路。例如苏力常常会在文章中这样表述：“其实我并不认为……但某些学者可能会因为……的原因，而……误解……”苏力往往在论文写作一开始就进入论辩状态，将所有可能遭致的批评之路全都堵死，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一个尽量没有外来因素干扰和影响的环境，使你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很难驳倒他的观点，很难在这种预设的“流水线生产程序”中生产出超越这一程序的“新产品”。苏力喜欢在文章的开头很快的进入辩驳的主题，体现了苏力实用主义的作风，“光喊口号”、“政治前提”或某种大而化之的“道德说教”在苏力文章中没有市场。苏力在文章的第一节往往会直接提出自己希望建构或解构的问题，将一大堆关于这一问题的悖论与冲突摆在读者面前，然后告诉读者自己将试图从哪几个方面和角度对于这些问题予以说明和论证。苏力的论证往往使你还没有做好“冲浪”准备的时候，一股强有力的海浪已经向你扑来。苏力这种少说大话、废话的风格张显了他长久以来“能不能解决问题”的研究习惯。面对读者，苏力如是说：
“为了便利读者阅读本文，不必寻找有关的原始材料，在此，我将此案前后经过作一大致介绍。当然，此处的介绍势必简略、概要，不可能将许多背景性材料以及材料之间的微妙联系和意义一并展示，或即使展示了，也未必能引起读者的足够注意。因此，许多细微之处将在后面的细节分析时予以点出、补充和展开。”[65]
另一个方面需要讨论的是苏力文章语言所折射出来的人文底蕴与文化气息，阅读时往往有吃“学术晚宴”的幽雅意境，又不失“满汉全席”的宏伟论章。苏力行文有一种“学术华美”，文中既有戏剧台词，也有民间俗语，还有英文单词、诗词歌赋，任意点缀其间，极有文采，读之让人兴奋，愉悦，有一种西部大片的刺激。（张卫平语）但恰恰相反，在苏力看来，学者的人文底蕴未必能推进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底蕴”的背后可能存在某种危险。
就这一问题，苏力在《也许正在发生》一书第五章中做了详细的分析。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苏力从乔治·斯坦纳的一句话切入了这个主题，这句话是：“人文学科并不给人以人文精神。”[66]随后逐层深入，首先用设问式的小标题，讨论了一些需要重申或者重新界定的问题。文章的一开始苏力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文底蕴？如果说人文底蕴是用于的逻辑规范和用词的准确无误，那么就目前看来，很多伟大的作家、诗人作品中的用语都是反传统的，而这种打破句式结构的反传统做法，往往在修辞上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想想鲁迅先生的文章，读读泰戈尔的诗句，感悟一下尼采近乎癫狂的超人哲学与酒神精神，他们的诗句或文章的用语几乎很难用规范化的语法结构予以框定，但从这些语言中折射出来的思想却是具有穿透力的，它们甚至转变了某一个特定环境下的那个时代。但是又有谁可以否认这些人的“人文底蕴”抑或“人文精神”呢？事实上，许多语言交流的强烈效果往往来自对习惯用法或语法的偏离、背离甚至颠覆，[67]而苏力自己也是这种“反传统”的实践者。苏力在论证过程中借用了霍姆斯法官的话来进一步说明这个原本不应当成为问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只有首先想清楚，才能表达清楚。而“想清楚”不是文字的能力，因为在强调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中，霍姆斯说：“我们必须想的是事而不是词。”[68]通过比较分析，苏力试图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操作化的“人文底蕴”是无法继续的，继续了也可能没有什么结果，如果非要对于什么是人文底蕴作出建构性的判断标准，那也只能进入乌托邦。人文底蕴这个词汇是边界含混的，正因为这种含混，才导致所有人都可以用，从而又不大可能真正具有用处。(https://www.daowen.com)
虽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语）；虽然“忘记历史，必蹈覆辙”（桑塔雅那），但是苏力认为，这些与社会科学学者是否作出了贡献没有必然的关系。苏力在接下来的一节中阐释了其如何看待前辈学者的人文底蕴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当今的一些学者不仅就知识的前沿程度，而且就知识的贡献而言，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前辈学者。[69]今人感到“今不如古”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知识的需求转型了，但是社会对知识的评价标准一定存在一个滞差。[70]基于前文的铺垫，苏力在第三节中进一步阐述了“人文底蕴未必能推进社会科学研究”。苏力的分析一如既往，还是站在今天，看看今天社会的需求是什么，看看当代的社会科学学者可以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年代提供什么样的知识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是将社会的现实需求构建在我们对于“人文底蕴”的虚妄之上。用苏力的话说：看上去似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已“换了人间”。苏力在批判将“人文底蕴”强加于社会科学学者头上的做法之时，也在反省自己的实践。苏力如是说：
“我常常认为我们法学院的学生过早专业化，过分技术化，我也希望同学们多学一点文史哲，我也开设了《法律与文学》之类的课程。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生就是喜欢网络，就是喜欢“酷”，就是喜欢金庸，就是认为金庸比曹雪芹更好，就是认为金庸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就是喜欢“无厘头”，就是喜欢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喜欢《真实的谎言》或《泰坦尼克号》，或者是口头上说鲁迅如何如何了不起，但床头边放的都是《笑傲江湖》，我们又如何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偏好呢？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去阅读《道德经》或唐宋八大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去阅读《奥德赛》或《卡拉马佐夫兄弟》。即使上课读了，他们也不会讨论；即使组织他们讨论，也无法要求他们在课余交谈。我们做的最多也只能是提醒他们一下：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还有东西也不错——至少我们认为不错，曾经感动我们或多少个时代。但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的行动拒绝了，那么我们恐怕也只能接受他们的不接受，我们不可能拒绝他们的拒绝。”[71]
因此，苏力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时代人文底蕴在功能主义的角度上已经失去了其原先具有的时代意义，而取而代之的也许是积累更多的现代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底蕴。[72]仅仅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赞同苏力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其为学的态度是“出世”的。然而苏力却是一个“既出世又入世”（赵晓力语）的人，表现在这一点上，苏力一面反对将人文底蕴加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语境之中，另一方面苏力本人又是一个文学青年，苏力的文采在当今中国法学界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即使有，也往往是从侧面包抄，很少有直接从正面予以挑战的。这篇《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的文章中，苏力一面极力地批判人文底蕴在社会科学中的种种作用，另一方面又沉浸在自己所具有的人文底蕴之中。苏力先后在文章中提及的诗句以及“部分诗句”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过去的一切，都将变成亲切的回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除去这些诗句，苏力在文章中还大量的引用了各种题材的小说、革命题材报告讲话中的某些语句。因此，苏力在一面反对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人文底蕴评价时，自己又在文章中大力张显着自己的人文底蕴。当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甚至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生活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有钱人才会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只有拥有爱情的人才会说爱情真苦恼。苏力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你不能否认他的观点和论述，因为事实确是如此，但你却感到苏力在为社会科学学者降低或减少“门槛”的同时，却在提升自己的价值，张显自己的文学功力。当然，我想苏力本人一定不会承认，但是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感觉的存在即是合理，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就算是误解，那也未必意味着被误解的文本自身不存在任何问题，制造误解的文章本身很可能被误解所制造。
但是，苏力的这种行文风格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个人认为法学界应当有一些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法学家。长久以来，我们围绕着繁琐的法条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和适用。其实，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几个甚至几派学者之间相互的“争斗”，对于实际的法律运作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而且部门法研究的文章往往极度缺乏文采，有时甚至连很基本的语句都理不通顺，文章的质量还停留在高中，甚至初中水平。由于大量的部门法学者其实质都是“比较部门法”学者，（程啸语）依靠自己在国外看到的、听到的，而不是想到的，翻译了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当然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然后照搬照抄到中国来，根本没有考虑过中国社会需要什么的问题。[73]有些学者的文笔简直干涩到难以支撑读者读下去的程度，或者干脆就是“大白话”，道理是说得没错，可是往往难以形成智识上的挑战与快感，往往和读报纸没有两样。
苏力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大腕”，成为年轻一代法律人（主要是法学院学生）心中“实力偶像”派“巨星”，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得益于苏力文章的文采。还是如我前面的分析，当代社会是一个“广告效应”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繁琐而又不得不完成的事业，自己不做广告等待别人慢慢发掘，然后靠在“民间传颂”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无论是读一本书还是看一篇文章都要计算自己的成本与收益，又由于交易是短期的，博弈是一次性的，因此你的作品必须有某些闪光点才可抓住读者的眼球，引导他/她们继续读下去。要是他/她们实在读不下去，他/她们会选择《大话西游》，会选择卫慧、木子美、会选择在“水木清华”上“发大水”或在“一塌糊涂”上一塌糊涂。我们要记住苏力的告诫：不要以为自己的故事很精彩，其实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74]可以设想，如果苏力的文章也是属于那种在语言上毫无特点，在行文上没有什么节奏感的文章，想必真的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话说得很对，我们应当牢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涉及的方面，虽然很小，但却是深刻的。苏力常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用“字下加点”的方式，突出其希望表达的重点内容，从而引起读者的思考和注意。这样加点强调的方式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引起读者对于这句被加点的话的注意，从而加深读者对于这句话的重视，引导他/她们思考，并走向深刻。这样的例子实在有很多，读者随便翻开一本苏力的著作都可以发现，故不赘言。另一个不常见但却很有新意，很能引发读者思考并注定走向深刻理解的加点方式是在同样的一句话里在不同的词语下面加点，这样的方式能够提醒读者转移他/她们思考的重心，扭转读者惯常的思维逻辑习惯，从而达到重新阐释，甚至颠覆原有语句重心的效果。这样的实践在苏力文章中有一些，但不是很多，例如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一文中，苏力如是说：“在他们的眼中实际上看到的是作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话语。”[75]在《面对中国法学》中，苏力没有采取直接加点的方式，而是直接发出诘问：“程序正义的重音究竟应放在程序上，还是放在正义上？”[76]
上面的这些做法共同构成了苏力特有的语言风格，形成了一种法学论文的“苏力范式”，我没有直接和苏力老师交流关于“苏力范式”的话题，但与张芝梅博士以及赵晓力老师的交谈中得知苏力本人并不赞赏人家故意模仿他的写作风格，也许这已经成为某种特殊意义上的“专利”，具有“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