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对未来的预见及其学院派政治学
韦伯并不怀疑能从学术研究中得出政治教训，但必须准确理解其中的关系。他认为，学者应当持之以恒地面对实情调查的艰苦工作，然后才能谈得上表达政治观点。他坚持超然的态度以获得表达观点的机会——此即他的学院派政治学的基本经略。社会学成了他在社会政策协会中反对主导观点以及为了同一目的而创建德国社会学学会这一载体时的斗争武器。有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德国社会的社会动力和未来，一是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可行性与可取性。〔40〕
在警示他所预见到的政治危局时，韦伯使用了历史比较方法，尽管他反对使用类比进行历史说明。因此，他在1908年的古代研究中附加了一页告诫，以使读者难忘那些生动的比拟。没有暗示任何历史的必然性，他只是表示——至少是说教式地表示——赞同这一格言：“已然发生的，或许还将发生。”这里指的是官僚化产生的影响：
私人的经济首创精神由于官僚制而瘫痪，这并非仅限于古代时期。任何官僚制——包括我们的官僚制——都会因其扩张主义而具有同一趋势。在古代，是城邦的政策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在今天，资本主义则是经济官僚化的领路人。让我们想像一下，煤、铁、矿产、冶金、酿酒、烟草、制糖、火柴——简言之，所有已经高度卡特尔化了的大规模生产——被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制的企业接管；让王室领地、限嗣继承地产、国家控制的再安置土地（Rentengüter）激增，让“卡尼茨动议”获得通过并予以执行而不管带来什么后果；〔41〕让国家的所有军政和民政需求全都通过国家操纵的工场与合作社得到满足；让内陆水运航道的运输作业全都被迫使用国家的牵引船［1913年时已部分实现］，把商船全都置于国家监管之下，把所有的铁路等等全都国有化，大概还有让棉花进口服从国际协议；让所有这些经营全都服从官僚制“秩序”的管理，引进国家监管下的辛迪加，让经济的其余部分根据行会原则接受调整并要办理无数的合格证书而不管那是来自大学还是其他地方；让公民总的来说成为安详的食利者（rentier paisible）——然后，在一种军国主义—王朝政体下，就可以达到晚期罗马帝国的条件了，尽管这是依靠技术上远更复杂的基础。毕竟，今天的德国市民从他中世纪城市同盟的祖先那里保存下来的品质，并不比凯撒时代的雅典人保持下来的马拉松战士们的品质更多。“秩序”是德国市民的座右铭，即便——在多数情况下——他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可能的是，社会的官僚化有朝一日将会像在古代那样制服资本主义。然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秩序”取而代之，后者将非常类似于晚期罗马帝国的典型情形，更有甚者，将类似于埃及的新王国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任谁都不要相信，公民在军营里服役、以官僚制方式得到装备、被服、食物、训练和指挥，就能提供一种平衡力量以对付官僚化，或者更一般地说，任谁都不要相信，现代王朝国家的征兵与遥远的过去那种武装公民的精神具有什么内在的亲和性。然而，这些观点在我们这里却不合时宜。〔42〕
当然，重要的是，尽管有人拒绝接受，韦伯还是进一步说出了这些观点。1909年秋天，韦伯兄弟，马克斯和阿尔弗雷德，在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会议上和一位老一代学者发生了冲突。有些年轻成员批判了古斯塔夫·冯·施莫勒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形而上学，且有备而来要在社会改革问题上超越他们的长辈，迫使他们考虑民主化问题。韦伯两兄弟抨击了老一代改革派的这种信条：强化国家权力、扩展官僚制的经济功能，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和谐。他们与年迈的阿道夫·瓦格纳保守的国家社会主义针锋相对，指出了官僚化的危险。《经济与社会》后来证明，对官僚制现象的比较研究完全可以采取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但在维也纳时，韦伯却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与信念，这不仅应被看作支配社会学的补白，而且是它的目的之一。也许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策略性的让步，韦伯表示赞同对官僚制的老看法：(https://www.daowen.com)
世间没有什么机器能像这部人的机器一样如此精确地发挥功能，此外竟还如此便宜。……社会政策协会初创之时［1872年］，枢密顾问瓦格纳那一代人需要的远不止是经济事务中的纯技术评价标准；当时，这个群体就像今天抱着与各位不同想法的我们一样小。那时，先生们，你们不得不反击为源于自由放任主义学说的工业机械化的纯技术成就发出的一片喝彩之声。在我看来，你们今天正处在向机械效率发出廉价喝彩、把它当作一个行政与政治准则的危险之中。……理性的计算……把每一个工作者都简化成了这部［官僚制］机器的齿轮，他从这个角度审视自己时将会提出的问题仅仅是，他如何才能从一个小齿轮变成一个多少更大一些的齿轮，……各位看到的这种态度，犹如能在古代埃及文献中看到的那样，正在我们的公务员当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后来人——我们的大学生——当中日益蔓延。而这次会议表现出的官僚化激情正在驱使我们走向绝望。〔43〕
韦伯并不反对社会政策协会成为一个他所说的宣传性协会，而是感到它的意识形态热忱过度削弱了它的学术活动。因此，维也纳会议之后，他提议创建德国社会学学会作为集体性经验研究和“纯学术讨论”的手段。1909/10年那个冬季，他提出了关于新闻业、自愿联合体以及技术和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团队研究规划。韦伯显然是承担了大部分组织工作。不过很快就能看出，他的同行们在抵制合作研究，只是很不情愿地承担了组织责任。有些人的学术生涯因为新颖的社会学兴趣而受得妨碍，韦伯恼火地指出，他们是把学会看作身份损失的补偿了——他的说法是salon des refusés（弃儿沙龙）。1910年秋，社会学学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韦伯概括了章程的意图：“学会内部原则上明确摈弃一切行动取向的观念宣传。”他接着补充说，这与通常的无党派立场或者“流行的中间道路方针”毫不相关，毋宁说，这指的是要研究“什么事物成了、且为什么以它那种方式成了历史与社会的原因”。〔44〕其次，学会不应是名流的集会，好像成为某个委员会的成员是个荣誉问题。第三，学会不应热衷于“谋求扩张”并妄称分散研究会更好地完成任务。
因此，社会学应当是训练有素的论说以及信息的汇集，而社会学家则应善于进行政治表达。韦伯希望研究工作的组织背景与政治行动相分离。1912年秋，他试图把社会政策协会的左翼成员组织起来；若干人在莱比锡碰头以安排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福利立法与社会改革的成败和未来。但因歧见太深，后面的会议便不了了之。〔45〕
在德国社会学学会第二次年会上，韦伯再次提出了学会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问题，由于价值判断的习惯一如既往，因此学会必须坚持对“事实问题”的“严肃讨论”和研究。正如他后来所说，“真希望所有这些先生们都能抑制他们用自己的主观‘评价’来打扰我的那种冲动，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极端厌烦，希望他们能愉快地待在自己的圈子里。我厌恶并厌倦了像个堂·吉诃德那样一再去追求被认为行不通的原则、一再制造让人难堪的场面。”〔46〕
这种过分自信的超然立场应当放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去理解。韦伯特别厌恶滥用讲台诱导既不能作答又不能争辩的学生。“在所有的预言中，具有高度个人色彩的教授预言肯定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预言。”〔47〕然而，许多学生都怀有“动物学的民族主义”。对此，韦伯的超然要求便意味着要用不合时宜的事实去面对这些学生。韦伯还继续了蒙森为“不存先入之见的学术”而进行的斗争——蒙森一直高声呐喊反对在学术职务任命中一再渗入宗教标准。
韦伯倡导的实地调查研究，是他“价值中立”的实情调查概念的关键所在，〔48〕这使他走在了绝大多数同行前面，但也给他招来了最令人不堪的对手。他为社会学学会的大规模研究项目筹集资金和开辟渠道非常成功，然而，他并不适宜担任项目或者机构负责人的角色，因为这种角色需要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与委托人和同事的纷争以推进研究。1911年初，韦伯开始了一场诉讼以迫使一家报纸曝光一个诽谤案的由来，这一步导致他与新闻界的某些圈子厉言相向，于是韦伯退出了新闻研究项目负责人的角色，以免研究受到偏见影响，结果该项目也就不了了之。〔49〕韦伯从未满足于成为一个法律学者；在19世纪90年代，他曾一边教学和著述、一边操作法律实务。他认为，要想进行规范的、有节制的斗争，诉讼就是一种既荣誉又实用的形式——这是他的主要学术关切之一。无论在学术事务还是私人事务上，如有必要，他就乐于公开斗争并提起诉讼，这使他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人物，而且很容易削弱他作为学术经营组织者的影响力。韦伯一直都在批评教授这个社会等级的集体缺陷。他在学术不端、大学的普遍状态和要求大学改革等方面的文章及声明，都曾不时招致教授群体和教育部官员们的公开反击。〔50〕总的来说，他提出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要求都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同行的接受能力。
最终，韦伯在1912年彻底推掉了社会学学会的执行之责：“我现在不得不回到学术工作上来。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因为我是惟一一个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科学兴趣的人，而我的成就不过是让一架懒散的机器白白空转。”〔51〕他要回到学术工作，指的就是《经济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