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基督教的精英理智主义和大众理智主义

这里不可能细说中世纪基督教中理智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总的来说，至少就其社会学意义的影响而言，这种宗教并不以理智主义要素为取向。关于僧侣理性主义对文化的实质内容发挥的强大影响，只有在比较了西派和近东及亚洲的隐修主义之后才能得到澄清，后面将对此进行简要概述。西派隐修主义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教会在西方的特殊文化影响。在中世纪时期，西派基督教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宗教性世俗理智主义，无论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还是贱民性质的，都是如此，尽管在某些教派当中偶尔可以看到宗教性的世俗理智主义。但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并非无足轻重。加洛林、奥托、撒利安王朝的受教育阶层，都在为锻造一个帝国与神权政治的文化组织而努力，犹如16世纪俄国圣约瑟会僧侣的作为一样。〔41〕至关重要的是，格列高利的改革运动和教皇们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都在借助于一个精英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而这个阶层已经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反对封建势力的联合阵线。随着大学教育的传播，也由于教皇为了财政管理或者单纯的庇护目的而竭力垄断能够为这个受教育阶层提供经济支持的巨额圣禄，这个日益膨胀的“受禄者”阶级便转而成了教皇的对头，因为教皇在这种垄断中有着实质的经济利益和民族主义利益。后来随着教会分裂，这些知识分子才转而从意识形态角度反对教皇，成了教会会议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运动的载体。

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学，特别是一种封建的与僧侣的教育，在许多庇护人的大量资助下转变为一种宫廷文化，其中并非没有内在的利益考虑，但我们不能在这一点上耗费篇幅。人文主义者对待宗教改革运动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主要还是意识形态因素所致。人文主义者既投身于宗教改革的、也投身于反宗教改革的教会建设，在组建教会学校和发展教义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就他们成为特殊狂热虔诚（实际上就是整个一系列特殊类型的信仰）的载体而言，他们却始终没有发挥过持久的影响。与他们的整个生活模式相应的是，这些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文主义群体根本就是蔑视大众、蔑视宗教教派的。他们始终远离喧嚣，特别是远离祭司和传道士的鼓惑。总的来说，他们始终有着国家高于教会或者促进宗教融和的倾向，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注定了会渐渐丧失影响。

除了那种老于世故的怀疑主义态度和理性主义的开明态度以外，人文主义者还表现出一种温和的宗教虔诚，信奉英国国教的群体尤其如此，或者是一种诚挚的、往往还是禁欲主义的道德主义，比如波尔—罗亚尔[94]那个群体；还有就是最早在德国、后来又在意大利出现的个性化神秘主义。但是，只要是涉及现实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即使没有公开诉诸暴力，至少也会采取鼓惑手段，在这方面，人文主义群体显然就不是对手了。不言而喻，至少那些想要把统治阶级、特别是大学争取过来的教会，都需要受过古典训练的神学雄辩家和富有古典素养的传教士。在路德教内部，由于同贵族势力结为联盟，把教育和宗教能动性结合起来的任务，便迅速地全部转到了职业神学家手中。

《休迪布拉斯》（Hudibras）[95]嘲笑了清教徒矫揉造作的哲学学识。但是，给了清教徒——特别是浸礼会教派——坚不可摧的反抗力量的，并不是精英阶层的理智主义，而是平民百姓、有时甚至是贱民阶级的理智主义，因为浸礼会的新教最早就是一场由周游各地的手工艺人和传教士从事的运动。这些新教教派当中并不存在一个有着特定生活模式的特殊知识阶层，但在巡回传教士们发挥了一个短时期的传教能动性之后，中产阶级却变得充满了理智主义。《圣经》知识空前广泛的传播、对极为深奥而微妙的教义争论的关切，成了17世纪清教徒的一大特征，甚至在农民当中也是如此，这就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群众性宗教理智主义，而能够与之媲美的也只有后期的犹太教，以及使徒保罗传教共同体的宗教性大众理智主义。与荷兰、部分苏格兰地区和美洲殖民地的情况相比，在势力范围和夺权的限度受到宗教战争的检验和限制以后，这种群众性宗教理智主义在英格兰却迅速走向了衰落。然而，这一时期在盎格鲁撒克逊区域形成的受教育阶层的理智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待开明自然神论性质的宗教的传统敬意，这样的态度有着不同程度的温和性，从未达到反教权主义的程度（这里不去进一步探讨反教权主义现象）。由于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乃是决定于政治上日趋强大的中产阶级的传统主义态度和道德主义关切，因而也就是决定于一种宗教性的平民理智主义，这就同拉丁语系国家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后者那种基本上是以宫廷为中心的贵族式教育，最后则转变成了对教会的彻底厌恶或者极端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