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善举而得救

被认为有助于救赎的社会实践是些非常不同的类型。因此，战神们只欢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进入天国，或者至少也是让他们优先进入。婆罗门教的伦理甚至明确要求国王，一旦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就应当奔赴沙场以求一死。另一方面，社会实践也可以做出“爱同胞”的努力。不过，这两种情况都能保证达到系统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完成这种系统化一般都是先知预言的功能。

“善举”伦理的系统化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个人追求救赎的特定行动，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都可以被单独估价，犹如给个人账户增加或减去存款余额，这是救赎伦理第一个主要的系统化形式。每个个人都被认为是他自身行为模式的载体，只有很脆弱的道德标准，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根据主观或外在情势的压力大小，他最终可能会被证明是个更弱者或者更强者。然而，他的宗教命运被认为取决于他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的实际成就。

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始终遵循的就是这第一个类型的系统化，这尤其表现在那位缔造者本人最古老的伽泰中，那里描述了对所有死者的审判，根据清单的记载对每个个人的宗教命运进行非常精确的盘点测定，从而衡量出每个具体行动的功与过。在印度教那里，这种观念作为羯磨教义的结果甚至表现为一种更为强化的形式。据认为，尘世的伦理机制永不可能遗漏任何一件善行或恶行。每个行动都根深蒂固地必然会通过一个几乎是自动的过程在今生或在未来再生时产生无可避免的结果。这个生命清单的基本原则也始终是大众化犹太教中个人与上帝之关系的基本观念。最后，罗马天主教和东派基督教会同样持有与此非常接近的观念，至少在实践中是如此。按照天主教对行为的伦理评价，“意向”（intentio）实在不是一种统一的人格特性，人格的特性是通过品行表现出来的。毋宁说，重要的是一项特定行动后面的具体意图（罗马法中善意、恶意、过失、恶意欺诈意义上的意图）。这种观念如果始终如一的话，就会避开严格的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意义上的对［今世］“再生”的渴望。结果就是，从伦理观点来看，生活行为始终就是一系列没有条理、互不关联的多方面行动。(https://www.daowen.com)

善举伦理第二个主要的系统化形式，则是把具体行动看做基本的整体道德人格的象征和表现。这很容易令人想到严苛的斯巴达人对待同胞的态度——为了让他洗刷原先的怯懦表现而要他战死沙场，这是一种［类似于德国的兄弟会所为的］“救赎决斗”。他们并不因为他恢复了自己的道德身份而尊重他，因为他的勇敢行为是出于特殊原因，而不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他的整体人格”。在宗教领域也是这样，实现形式上的神圣化不再是通过外在行动中表现的善举，而是通过整体人格模式的价值，在斯巴达人的范例中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英雄主义气质。类似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社会实践。如果他们要证明“爱同胞”，那么伦理的系统化就会要求行动者具备“善”（goodness）的超凡魅力。

重要的是，特定行动应当真正体现出整体品德，如果只是偶然事件的结果，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这种信念伦理以其最高度系统化的形式越来越看重整体人格的水平，而对特定的过失就会比较宽容。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一般来说，信念伦理乃是道德严格主义最特殊的形式。一方面，具有确凿宗教资格的整体人格模式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天赋，它的存在本身就显示了宗教所要求的总体取向，即完整而有条理地以宗教价值观为取向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一种整体的宗教人格模式可能被设想为从原则上说能够通过善的熏陶而获得。当然，这种熏陶本身要使整个生活模式沿着理性的条理化方向发展，而不是把互不关联的单个行动积累起来。对这两种整体宗教人格模式之由来的看法会产生非常近似的实际结果，而对整体人格模式的条理性熏陶则会产生一个特有的结果，即行动的社会与伦理特性将退到次要地位，同时，自身做出的宗教努力则上升到主要地位。因此，具有社会取向的宗教善举就会成为纯粹的自我完善手段：一套救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