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来世性及其经济后果
如果把各种专注于控制尘世经济事务的宗教伦理体系看做一极，那么另一极则是终极性的拒世伦理——真正的古代佛教对神秘主义彻悟的专心致志。当然，这里指的根本不是在西藏、中国及日本成为大众宗教的已经走了形的佛教。甚至这种最拒世的伦理也是“理性的”，意思是说，它会始终坚定而警觉地控制一切自然的本能冲动，尽管其目的完全不同于入世的禁欲主义。它也寻求救赎，但不是仅仅寻求从罪和苦难中得救，而且还从短暂性本身中得救，最终的目标追求则是摆脱羯磨因果链进入永恒的安宁。这种追求是——也只能是——具体个人高度个性化的任务。这里没有得救预定论，但也没有任何神的恩宠、没有任何祈祷、没有任何宗教礼拜。宇宙补偿机制的羯磨因果链，会自动确定对每一件善行的回报和对每一件恶行的惩罚。这种报应始终是成比例的，因而始终会及时截止。只要个体还在被生的渴望驱使着采取行动，就必定会充分经验到他在常新的人生过程中的行为之果。无论他瞬间的状态是化作了动物还是身处天国或者地狱，都必会给自己创造来世的机会。最高贵的激情和最下贱的肉欲同样都会导致个体在这个因果链上的新的存在（把这个过程叫做灵魂转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佛教的形而上学对于灵魂根本就一无所知）。只要还有生的渴望，这个个性化过程就会在今世或来世继续下去，绝对不会停止。只要个体还在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同自身的一切幻觉、尤其是同一个特殊灵魂或人格的幻觉进行徒劳的斗争，这个过程就永无休止。
一切有目的的理性能动性都被认为无助于救赎，当然，禅定的主观能动性除外，因为它能把生的激情和对尘世的全部关切从灵魂中排除出去。得救的可能性仅仅属于少数人，即使那些决意生活在贫困、禁欲、失业（因为劳动就是有目的的活动）、因而也就是决意生活在行乞状态中的人，也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得救。除了暴风骤雨的日子以外，这些特选的少数人需要无休止地四处漂泊，摆脱与家庭和尘世的一切私人纽带，身体力行有关正道（dharma）的律令，以追求神秘主义大彻大悟的目标。一旦得到了这种拯救，即使没有进入永恒的无梦之眠——涅槃，一种惟一不再出现变化的状态，但作为大彻大悟之特征的深切欢乐以及温柔而无差别的爱，也会为当下的存在提供极乐的可能。所有其他人等可以通过贴近生命法则的规定、避免当下的存在出现大罪而改善未来的存在状况。按照羯磨的因果说，这种未来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道德的账目尚未理清，生的渴望尚未“发泄”出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现有的生命结束之时，又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新的个体，而真正的永恒得救依然不可企及。
从这种惟一真正始终如一的遁世立场，不可能走向任何经济伦理或者理性的社会伦理。扩而大之顾及万物的普遍怜悯气氛，不可能带来任何理性的行为，事实上还会远离理性行为。这种怜悯气氛乃是默祷式神秘主义立场的逻辑结果，根据这种立场，一切生物相互都有关联，因而都会转瞬即逝。这种关联性来自共有的羯磨因果链，它贯穿在一切生物的存在之中。佛教这种普遍怜悯的心理基础，就是该宗教无宇宙论的、神秘、欣快而普遍的爱。
印度受教育阶层的理智主义先后产生了多种救赎学说，佛教是其中最始终如一的。它是冷傲地让个人从生命本身解放出来，实际上就是让个人独立自主，因此决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的救赎信仰。佛教的影响超出了受教育阶层，应当归因于素来享有极大声望的沙门，他们是一些禁欲主义者，具有巫术和神化个人的特性。一旦佛教成为在大众中间传播的宗教，就会在羯磨报应说的基础上迅速变成一种救世主宗教，通过虔诚的技巧、礼拜与圣事恩宠及慈善行为以保证来世的希望。自然，佛教也会接纳纯巫术的观念。
在印度本土，佛教在上流社会中不得不屈从于《吠陀》基础上复兴的救赎哲学，并且遇到了印度教各个救赎教派的竞争，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毗湿奴派、密宗巫术以及纵欲狂欢的神秘主义宗教，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bhakti虔诚（对神的爱）。在喇嘛教那里，佛教变成了纯僧侣的神学政治宗教，它通过完全是巫术性质的教会权力对俗众进行控制。在东方，凡是佛教所到之处，佛教的特异性质无不经历了显著的改造，比如它和中国的道教就是既竞争又错综复杂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大众宗教，它的指向则超越了今世和祖先崇拜，并且向人们分配恩宠和救赎。(https://www.daowen.com)
总之，从佛教、道教和印度教的虔诚中不可能产生出对生活进行条理性控制的任何动因。我们已经提到，特别是印度教的虔诚，一直保持着可能是最强大的传统力量，因为印度教提出的种种假设构成了对有机的社会观最始终如一的宗教解释。现存的尘世秩序得到了绝对无条件的辩护，该秩序是一种成比例报应过程的机械运转，根据个人原先生活中的功过来分配权力和幸福。
亚洲的所有这些大众宗教都给商人的获利欲望、手工业者对生计的关切（Nahrungs-Interesse）以及农民的传统主义留出了余地。它们也不去干扰哲学的冥思和特权群体生活模式的传统身份取向。这些具有身份取向的特权群体生活模式在日本表现出了封建特点，在中国则表现出家产制—官僚制的、因而也是功利主义的特征，在印度的表现则兼有骑士的、家产制的以及理智主义的特征。然而，亚洲的任何一种大众宗教都没有提供这样的动机或取向：按照神的诫命对一个生物性的尘世进行理性的道德改造。相反，它们都是把尘世作为一个永恒的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认为那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了。圣贤是抱有最高度虔诚的人，在他们看来，惟一的选择就是，或者使自己归于“道”——非人格的尘世秩序和惟一具有明确神性之物，或者进入惟一的永恒存在——涅槃的无梦之眠，从而把自己从无情的因果链中解脱出来。
所有这些宗教中包含的“资本主义”成分，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性质。但是前者都没有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甚至没有出现向这个方向发展的任何躁动。至关重要的是，它们都没有演变出禁欲主义新教特有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如果说印度、中国或者穆斯林的批发商、投机商、手工业者或苦力的“获利欲望”不如禁欲主义新教徒强烈，这就是根本不尊重事实了。实际上，反过来说才是确凿无疑的：清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牟利行为加以理性的道德限制。没有证据表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主义天然“禀赋”较为逊色就是这方面实际差异的原因。时至今日，所有正在引进这个“商品”、把它作为至关重要的西方产品的民族，不管存在什么严重障碍，都不是因为缺乏能力和意愿，而是因为自身的僵硬传统，就像我们在中世纪存在着传统的障碍一样。这些阻碍理性经济发展的因素，必定主要是存在于宗教领域，而在纯政治条件、在支配的结构中却未必能看到这些因素，对此我们后面将会论及。
只有禁欲主义新教才彻底消除了巫术和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救赎，后者的最高形式就是理智主义的默祷式大彻大悟。惟独禁欲主义新教才创造了这样的宗教诱因：主要是通过专心致志于尘世的职业（Beruf）而寻求救赎。它强调的是有条理地、理性地完成职业责任，这与印度教强烈的传统主义职业观是截然对立的。和禁欲主义新教相反，在亚洲的各种大众宗教看来，尘世始终是个被施了魔的巨大园地，无论以个人为取向的实践方式，还是寻求今世和来世的安全感，都要通过仪式主义的、偶像崇拜的或者圣事的程序来尊崇或强制各种精灵并寻求救赎。从亚洲非知识阶层的巫术宗教狂热中，不可能开辟出一条对生活进行理性的条理化控制的途径。从儒教的适应尘世、佛教的拒绝尘世、伊斯兰教的征服尘世以及犹太教的弥赛亚预期和经济贱民的律法中，都不可能开辟出这种理性控制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