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现世性及其经济伦理

伊斯兰教是近东一神教比较晚近的产物，《旧约》和犹太教—基督教因素对它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是在与犹太教非常不同的意义上“适应”尘世的。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麦加时期，穆罕默德的末世论宗教在城市的虔敬派秘密集会中得到了发展，那时还表现出一种遁离尘世的倾向，但随后在麦地那的发展以及在早期伊斯兰教共同体的演进，该宗教从原始形式一变而为全民性的阿拉伯武士宗教，再往后甚至变成了一种极为强调身份的宗教。那些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使穆罕默德的决定性胜利成为可能的信徒，始终都是一些强势家族的成员。

圣战的宗教诫命最初并不是为了皈依的目的，毋宁说，其主要目的是使得“他们（异端圣经宗教的信徒）谦卑地进贡（jizyah[150]）”为止，就是说，通过对其他宗教强征贡赋，直到伊斯兰教上升到尘世社会等级的顶端为止。给伊斯兰教打上霸主宗教烙印的并不仅仅是这一个因素。在各种律令、允诺，尤其是在最初阶段伊斯兰教特有的各种期待中，战利品都具有重大意义。甚至伊斯兰教经济伦理的基本要素都是纯封建性的。在第一代伊斯兰教徒中，正是最虔诚的信徒都变成了最富有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靠最广义的战利品而比其他信徒积累了更多的财产。

靠战利品和政治扩张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伊斯兰教中发挥的作用，与财富在清教中发挥的作用是极端对立的。穆斯林的传统中一直有虔诚教徒的华丽服饰、香水和胡须的款式。据说，穆罕默德对那些家境富裕却穿着破衣烂衫来到他面前的人们说，“神赐给一个人幸运，就喜欢看到他身上有明显的标志”。这与清教徒的经济伦理格格不入，但却完全符合封建的身份观。这种说法意味着——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富人应当“按照他的身份生活”。《古兰经》说穆罕默德完全拒绝任何类型的隐修生活（rahbaniya[151]），但不是拒绝所有的禁欲主义，因为他很看重禁食、行乞和忏悔性苦修。穆罕默德反对禁欲的态度可能是出自与路德类似的个人动因，路德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突出表明了他的强烈感官天性：他坚信，要是有人到了一定年龄仍然未婚，那肯定就是一个罪人。《塔木德》里也能见到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认为，穆罕默德对一个长达40天不吃肉的人的道德品质表示怀疑的名言，在伦理性救赎宗教的圣徒传里是独一无二的；而下面这种情形大概也同样绝无仅有：古代伊斯兰教的一个著名支持者——他被某些人赞颂为马赫迪——在有人提问为什么他与乃父阿里不同，总是要修饰自己的发型时，他的回答是：“为了更讨女人欢心。”

不过，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是一种救赎宗教，伦理性的救赎观实际上和伊斯兰教并不相容。它所说的神乃是一位拥有无限权力的主，尽管也是一位仁慈的主，而完成他的诫命并非人力所不及。伊斯兰教的所有重要规条本质上都具有政治性质：为了增强群体打击外敌的力量而杜绝内部的私仇；严格按照家长制方式、禁止非法形式的性行为并调整合法的性关系（这实际上给富人带来了性特权，因为离婚很方便，同时还保持着纳女奴为妾的做法）；禁止高利贷；必须为战争交税；必须救助穷人。伊斯兰教的一个特殊宗教义务同样是政治性质的，这是它惟一要求的信条：承认安拉是惟一的神，承认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另外还有一些义务：一生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斋月期间白天要禁食，一周参加一次礼拜，每日都必须祷告。最后，伊斯兰教还对日常生活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独特的着装（时至今日这一要求仍会在未开化部落皈依伊斯兰教时带来显而易见的重要经济影响）以及回避某些不洁食物、禁酒和禁止赌博。限制赌博也深刻影响着对待投机性商业经营的宗教态度。

古代伊斯兰教根本不存在个人对救赎的追求，也没有任何神秘主义成分。最早期的伊斯兰教宗教允诺都与尘世有关。财富、权力、荣耀，全都是一些战争允诺，甚至来世也被伊斯兰教描绘成一个战士们的感官乐园。此外，伊斯兰教最早关于罪的概念也同样有着封建的取向。把穆罕默德刻画成一位无罪的伊斯兰教先知，乃是后来的神学创造，与穆罕默德的原貌几乎毫不搭界，他有着强烈的感官激情，而且经常锱铢必较以致暴跳如雷。实际上，那幅神学画像甚至没有出现在《古兰经》里，因为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之后并没有任何悲剧式的罪感。原初那种封建性的罪的概念一直在正统伊斯兰教中占有支配地位，在它看来，罪的构成包括，仪式的不纯、对礼制的亵渎（shirk，即舍真主而拜他神）、不从先知的明确律令、由于违背常规或礼法而破坏身份传统。伊斯兰教还有其他一些特别体现了封建精神的特点：显然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奴隶制、农奴制和一夫多妻制；蔑视妇女并使其处于屈从地位；宗教义务实质上的仪式主义性质；以及最后，宗教上的要求非常简明，那些朴实的伦理要求更是简明扼要。(https://www.daowen.com)

伊斯兰教的发展也取得了大范围的成就，比如神学与法学决疑术的兴起，（随着源自印度的波斯苏非教派的渗透）虔敬派以及哲学启蒙学派的出现，还有托钵僧教团的形成（至今仍处在印度教的强烈影响之下），但这都没有使伊斯兰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更接近犹太教和基督教。后两者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宗教，而城市对伊斯兰教来说只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伊斯兰教官方礼拜的性质以及它在性和礼仪方面的诫命，也有可能产生某种有节制的生活行为。小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托钵僧宗教的载体，这种宗教实际上已在四处蔓延，力量逐渐壮大，最终超过了官方的教会宗教。这种宗教类型，因其纵欲狂欢的和神秘主义的成分，因其实质上无理性的惊人性质，因其完全传统主义的法定日常生活伦理，还因其高度的简明性，而在伊斯兰教的传教事业中成为影响广泛的势力。它给生活行为指出的道路，与清教徒对生活的条理性控制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也与任何以控制尘世为取向的禁欲主义背道而驰。

与犹太教相反，伊斯兰教并不需要包罗万象的律法知识，也不需要哺育了犹太教理性主义的那种理智主义决疑术训练。伊斯兰教理想的个性类型是武士，而不是学者式的律法专家（Literat）。此外，伊斯兰教也根本没有任何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王国的允诺，这在以色列人那里是同细致入微地忠于律法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允诺加上祭司们的历史学说——犹太人的蒙上帝挑选、犹太人的罪和大流散，决定了犹太教那种命运攸关的贱民性质。

诚然，穆斯林当中也有禁欲主义教派。古代伊斯兰教的大规模武士群体有着保持简朴生活的特征，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与倭玛亚王朝的统治格格不入。后者尽情享受尘世的欢乐，如今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封建贵族群体，这与欧麦尔在被征服地区把伊斯兰教武士们集中在营垒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管理形成了最强烈的鲜明对照。但是，这是一种军事等级制的、一种好战的骑士团的禁欲主义，而不是僧侣的禁欲主义，毫无疑问，更不是中产阶级生活行为的禁欲主义系统化。此外，它仅仅具有间歇性的效力，甚至由此会融入宿命论。在这种环境下信仰天命会产生多么不同的结局，我们已经谈到过了。由于圣徒崇拜的出现、最后则是由于巫术，伊斯兰教就根本不再考虑对生活进行真正条理性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