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形式与特征
代表所隐含的基本事实是：一个组织的某些成员——“代表”——的行动被认为受到了其他人约束并被其他人承认为正当的和必须的（参阅第一章，二）。在这种支配结构中，代表身份会具有不同的典型形式。
1.被占用的代表权。在这种情况下，首领或者行政班子的某个成员拥有被占用的代表权。这种形式非常古老，可见于所有家长制群体和超凡魅力群体。这种代表的权力是一种受到传统限制的权力。
氏族的族长、部落头人、印度各种姓的首领、教派的世袭祭司、印第安的乡村长老（patel）、Obermärker[37]、世袭君主以及所有类似的家长制或家产制组织首脑，都属于这个范畴。即使其他方面的条件极其原始，也会存在这样的权威：与相邻部落长老缔结合约并商定作用于相互关系的约束性规则，比如在澳大利亚。
2.与被占用的代表权非常接近的是等级式代表权。如果这主要是个体现并行使被占用的权利或特权的问题，那么它就不能算做代表权。然而，如果这种作为一个等级的团体进行的决策不仅影响到特权拥有者自身、而且影响到无特权的群体——不光限于特权者的直接扈从、而且包括没有社会特权的其他群体，它可能就会具有并被认为具有一种代表性质。这些其他群体照例要服从这样的行动：或者仅仅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动，或者是某个代表性权威明确主张的行动。
所有封建朝廷以及特权等级大会都是这种情况，包括中世纪后期的日耳曼以及更晚近时期的各等级大会。在古代与非欧洲地区，这种制度只是零星出现过，不是一个普遍的发展阶段。
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奉命”代表。这时行使代表权力的是当选代表或者以轮换、抽签或其他任何方法选出的代表，这种权力受到了命令式（imperative）授权和罢免权的严格限制。这种类型的“代表”事实上乃是他所代表的人们的代理人。
在绝大多数组织中历来就存在着命令式授权。例如在法国，选举产生的公社代表就始终受到陈情书（Cahiers de ddéances）的约束。在现时代，苏维埃类型的共和组织是此类代表制度尤为突出的范例，它是直接民主的替代物，因为后者在一个大规模组织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从中世纪直到现代，在西方世界以外的所有各种组织中，无疑都能看到特命授权的情形，但却无一例外都没有产生过重大的历史意义。
4.自由代表。这种代表一般都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很有可能实行轮换制），并不受命令式约束，而是处于一种自主决策的地位。他必须做的只是表明自己的真正信念，而不是促进把他选举出来的那些人们的利益。
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代表往往是命令失灵或缺失的必然后果，但有时候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特别是代表当选后对选民行使权威而不是仅仅充当他们的代理人时，就更其如此。这种类型的最突出范例就是现代的议会制代表。它分享着合法权威，它的普遍趋势就是非人格化，它的义务则是遵循抽象的政治或伦理规范。
这一特征在现代政治组织的代表机构——议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没有政党的唯意志论干预，议会的功能就不可理解了。政党就是要给政治上被动的公民推出候选人和纲领。在议会内部的妥协与表决过程中，政党还会创造出作用于行政过程的规范。它们很容易控制行政过程，通过信任表决支持它或者通过撤回信任摒弃它——如果赢得了多数选票，它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政党领袖以及他所指定的行政班子——包括部长、国务秘书、有时还有副部长——构成了国家的政府，就是说，他们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党在选举中获胜，选举失败就要被迫下野。凡是政党执政得到充分发展的地方，那里就会通过由政党组成的议会强加给国家一个形式上的元首——君主。君主则被剥夺了实际治理权，他的作用仅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与各政党的谈判挑选出实际的首脑，并通过任命程序使之在形式上具有合法地位。
2）作为一种力量采取行动以使当时执政的政党首领的议案合法化。
各部部长组成的“内阁”乃是多数党的一个委员会，以独断方式，或者更多地以团契形式加以组织。后者在联合内阁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前者在发挥功能时会更加精确。内阁会采取惯常的手段、通过垄断公务机密和维护针对所有局外人的团结一致，来保护自己免受谋求官职的追随者及其对手的攻击。除非存在有效的三权分立，这种体制便意味着完全占用当时由政党组织控制的一切权力，不仅最高职位、往往还有许多下级官职，都会成为政党追随者的俸饷。这可以称为议会制内阁执政。
哈斯巴赫（W.Hasbach）在对这种体制进行卓越的论辩性抨击时［《议会制内阁统治》（Die Parlamentarische Kabinettsregierung），1919］，从许多方面极其充分地展示了这些事实，但却被错误地称之为“政治叙述”。笔者在《德国新秩序下的议会与政府》（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一文中业已谨慎地强调指出，那是一部产生于特定时局下的论辩性著作。
只要政党组织尚未完全占用权力，而君主或一位相应的民选总统又拥有——特别是任命官职、包括任命军官的——独立权力，这时存在的就是宪政。凡是存在着形式上三权分立的地方，都有可能看到这种情形。一种特殊情况则是与代议制议会结合在一起的选举总统制。(https://www.daowen.com)
议会也有可能自行选举出一些行政当局或者一个议会组织的首席行政官：这是纯粹的议会统治。
只要各群体的大量成员可以通过公民复决提出直接质询，代议机构的治理权就可以受到限制，同时也能获得正当性。
1.现代西方世界所特有的并不是代表制度本身，而是与议会机构的存在一起形成的自由代表制度。这在古代只有相当微弱的萌芽，其他地方则表现为城邦联盟代表大会的形式。不过原则上说，这些团体的成员通常都会受到命令的约束。
2.废止命令式授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君主地位的强烈影响。法国国王通常都会要求，选举三个等级的代表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他们享有对国王的建议进行表决的自由。如果他们受制于命令式授权，国王的政策可能就会受到严重阻滞。正如下面就要指出的，英国议会的构成与程序就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这与以下事实有关：直到1867年的改革法案之前，议会成员始终自认为是个特殊的特权群体，他们僵硬地排斥公意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迟至18世纪中叶，报纸报道议会事务仍要被课以重罚。）其理论根据是，议会成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代表”，因此他不受任何特殊授权的约束，他不是一个“代理人”，而是一个执政者（Herr）。这种理论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经典性的华美形式，但此前已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3.这里也不可能详尽分析英国国王及其某些效仿者被仅仅代表政党集团的非正式内阁制逐渐剥夺权力的过程。初看上去，这一点似乎是个非常独特的发展，尽管它的结果有着普遍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英国的官僚制比较不发达，因此，这一点决不像人们常常断言的那样是“偶然”现象。这里也不可能深入分析部分是平民表决、部分是代议制的美国式的功能性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公民复决（这实质上是表达了对腐败的立法机构的不信任）在其中的地位。瑞士的民主制以及最近在德国某些州出现的类似于纯粹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这里也暂不讨论。以上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概括一下若干最重要的类型。
4.所谓立宪君主制，大概非常类似于英国式的纯粹议会制政体，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庇护权的占用，包括君主对大臣和军事统帅的任命权。反过来说，英国的类型决不会必然排斥像爱德华七世那样具有政治天才的君主有效参与政治事务。他未必只是一个傀儡。这一点容在下文详细讨论。
5.代议制机构治理下的群体决不会必然是所有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这个意义上的民主群体。恰恰相反，事实可以表明，使议会执政得以生长的传统土壤往往会产生出一个贵族统治或者财阀统治的社会。英国的情形就是如此。
与经济秩序的关系：这些关系非常复杂，必须进行专门分析。这里的主要目的只是提出若干一般性要点：
1.自由代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因素是旧有的身份群体之经济基础的瓦解。这使具有煽动天赋的人不顾自身社会地位去追求他们的抱负成为可能。这个瓦解过程的始作俑者就是现代资本主义。
2.法律秩序和行政体制发挥功能时的可计算性与可靠性，对于理性资本主义来说可谓命运攸关。这势必导致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一个团契机构强加给家长制君主和封建贵族一些限制，在那样的机构中，资产者能够发出决定性的声音，能够控制行政与财政，能够对合法秩序的变革发挥重大影响。
3.在出现这种过渡时，无产阶级尚未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还没有让资产阶级感到是威胁。此外，可以毫不犹豫地通过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消除对有产阶级权力的任何威胁。
4.经济秩序与国家的形式理性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议会制能够强有力地推动这种理性化过程。而且，看来它能相对容易地确保对政党组织的影响。
5.在现存政党的活动中，煽动主义的发展乃是扩大选举权的一种功能。两个主要因素到处都在促使君主和大臣支持普选，一是在对外斗争中寻求无产阶级的支持已是必不可少，一是希望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能够发挥保守性质的影响——但这已被证明是错觉。
6.只要议会主要是由有产和有教养的阶级，比如由显贵组成，议会往往就能平稳地发挥其功能。政党结构的基础更多的是公认的社会身份、而不是阶级利益本身。冲突往往只是不同财产形式之间的冲突，但是随着阶级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获得了权力，议会的局面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政党组织的官僚化，因为它特别具有平民表决的性质。这时的议会成员就不再是选民的“主子”，而只是政党机器的领袖们的“仆人”。这一点将在其他场合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