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妇女的宗教地位
宗教主要就是要消除性狂欢（犹太教祭司所谴责的“卖淫”），这符合先知宗教对待纵欲的一般态度，对此我们已作了叙述。但是，宗教还要做出另一项努力，就是消除一切随意的性关系，以使婚姻接受宗教控制并具有宗教上的正当性，甚至穆罕默德亦曾做过这样的努力，正统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禁止了各种形式的婚外之爱和卖淫，其成效是其他任何宗教都难以媲美的。
基督教和印度教类型的遁世禁欲主义，也是被指望表明一种对性的反对态度。绝对默祷式的神秘主义印度教先知预言，自然拒绝一切性关系，以此作为完全得救的先决条件。但是，就连绝对适应尘世的儒教伦理，也把不当的性表现视为等而下之的无理性，因为这个方面的不当行为将会打乱一个君子的内在平衡，也因为女人被视为难以驾驭的无理性造物。摩西十诫、印度教的神圣律法、甚至印度教僧侣预言中相对世俗的伦理观，都是禁止通奸的。耶稣的宗教教义要求的是绝对不能撤销的一夫一妻制，它对可以容许的正当的性行为施加了远比其他所有宗教都严格的限制。在最早期的基督教中，通奸和卖淫几乎被视为惟一不可饶恕的死罪。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女人只结一次婚（univira[140]）曾被看作基督教共同体的特征，它们因受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熏陶而接受了一夫一妻制，但是可以自主离婚。
很自然，在对待妇女以及她们在共同体中的地位问题上，不同的先知会抱有非常不同的态度，这取决于先知预言的性质，特别是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女性特有的多情。像佛陀那样的先知会乐于看到聪慧的女性倾倒在他的足下，而毕达哥拉斯那样的先知则会利用她们作为传播者与布道者，但这些事实未必会再进一步产生出对全体女性的评价。一个特定的妇女可能会被视为神圣，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却仍被看做罪孽的渊薮。不过实际上，所有纵欲式的神秘教义宗教传播，包括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都需要妇女们至少获得暂时的相对解放，除非这种说教遭到了其他宗教倾向的阻挠，或者受阻于对妇女们歇斯底里布道的特别抵制，比如佛陀的门徒以及早在保罗时期的古代基督教那样的情况。允许妇女获得宗教地位上的平等也会由于僧侣的厌女症而遭到抵制，这在阿尔方索·利古奥里[141]那样的性神经衰弱者身上能看到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在一些教派的招魂术崇拜中，妇女的歇斯底里或圣事活动被认为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种范例在中国不胜枚举。如果妇女在宗教的传播中并不扮演什么角色，像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那样，那么从一开始就会出现不同的局面。
受到律法调整的婚姻本身，也不会被先知伦理和祭司伦理认为具有性爱价值，而是认为它合乎所谓“原始民族”的朴素观念，只是把它看做一种生儿育女的经济制度，因为孩子将成为劳动力、随后又会成为亡灵崇拜的传递者。这也是希腊罗马伦理体系的观念，实际上是世界各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所有伦理体系的观念。古代希伯来经文明确提出，年轻的新郎应当暂时被免除政治和军事义务以享受青春的爱情。但这种观念几乎是绝无仅有。实际上，对于性行为之自然的再生产结果以外的复杂性爱，甚至连犹太教也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比如我们在《旧约》中就能看到对俄南之罪（不完全性交）的诅咒。罗马天主教对性行为抱有同样严格主义的态度，把避孕性交视为死罪。当然，任何类型的以控制尘世为取向的宗教禁欲主义，都会把性表达的正当化限定在上述那种理性的再生产目标上，清教则尤其如此。在它们的普遍性仁爱情感引导下，反律法的半狂欢类型神秘主义也只是偶尔才会偏离宗教对性行为的全面敌视。
最后，在对正常的和正当的性交、因而最终对宗教与生物现象之间关系的评价方面，各种先知伦理乃至教会的理性伦理仍然莫衷一是。古代犹太教和儒教总的来说都认为传宗接代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看法也可见于吠陀和印度教伦理，部分是基于泛灵论观念，部分是基于后者的一些观念。所有这些观念的最终结果就是把生儿育女作为直接的宗教义务。但是，《塔木德》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类似的婚姻律令，其动因看来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普通人绝对无法抗拒性冲动，所以最好还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受到律法控制的现成渠道以表达这种冲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东派教会也抱有同样的观念，那里不许已被任命圣职的未婚教士担任教会的下层受俸牧师职务。
相信性表达之不可避免，这符合保罗的态度，也符合印度的默祷式救赎宗教——它禁止优婆塞（upasakas）[142]通奸——那种世俗伦理的相对性。出于我们无需在此叙述的神秘主义动因，保罗把绝对禁欲看作是宗教精英的纯个人的超凡魅力。天主教的世俗伦理也持这种观点。这同样也是路德的态度，他把婚内的性表达简单地看作一种次要的罪孽，为的是避免卖淫。路德认为婚姻乃是一种合法的罪孽，上帝对此也不得不隐忍不发，就是说，婚姻当然是原罪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性欲之果。这一观念与穆罕默德的观念相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路德最初为什么会不那么坚定地反对隐修生活。耶稣的王国——有朝一日将会建在地上的王国——不会存在性行为，所有官方的基督教理论无不强烈排斥性行为的情感一面，因为它会产生炽热的声色之欲，这是原罪的后果。
尽管普遍认为敌视性行为是基督教的一个特质，但必须强调指出，从原则上说，举凡真正的救赎宗教莫不如此。这其中有若干原因。首先是基于进化的性质，作为生存条件趋于理性化的结果，性行为本身在实际生活中也会不断进化。对农民来说，性行为就是一种日常行为；原始民族则根本不会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会在旁观的旅游者面前当场做爱，而且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们会认为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生活程式，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角度来看，决定性的发展在于，性表达升华为一种构成了特异感觉之基础的性爱，因而产生了独一无二的价值，并且超越了日常生活。氏族的经济利益和身份习俗对性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阻碍作用，它们是促进性行为之升华为性爱的最重要的因素。诚然，在任何已知的进化阶段上，性关系都从没有摆脱掉宗教和经济的制约，但最初还远没有那么多常规的束缚，后来则逐渐附着了一些独创性的经济限制，直至成为对性行为的主要限制因素。
现代伦理中的限制因素对性关系的影响，几乎总是遭到错误的诠释，被说成是卖淫的根源。职业卖淫，无论是对异性还是对同性（请注意女同性恋者的训练），甚至在最原始的文化阶段也能看得到，而且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存在对卖淫的某些宗教、军事或经济限制。然而，绝对禁止卖淫却是从15世纪末叶才开始的。随着文化的日趋复杂，氏族越来越坚定地要求保证女性成员的子女安全，保证年轻夫妇的生活标准。由此，另一个进化因素就必定会变得举足轻重。在伦理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一种新型的、逐渐理性化的整体生活模式，便取代了朴素的农民生活的有机循环，它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很可能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