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与道德导师

另一方面，在先知与道德导师、尤其是社会道德导师之间有着不同的过渡阶段。这样一个导师富有新颖的智慧或者失而复得的古老智慧，门徒济济，为平民百姓提供咨询，在公共事务上为君主们充当顾问并且可能会尽力促使他们建立某种新的道德秩序。宗教或哲学智慧的导师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牢固，并受威权主义方式的规制，在亚洲的神圣律法中尤其如此。这种关系到处都是最稳定的忠诚关系之一。一般来说，安排巫术和英雄品质的训练都是把新手指派给特别老道的师傅，或者准其挑选一个师傅，犹如德国大学里的兄弟会小“新生”选择资深成员（Leibbursche）一样。所有关于鸡奸的希腊诗歌都是产生于这种尊师的关系，在佛教徒、儒教徒、实际上在所有的僧侣教育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最完整体现了这种师徒关系的就是印度神圣律法中的古鲁[28]的地位。属于上流社会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要无条件地跟从某个婆罗门导师接受多年的训导。古鲁拥有绝对的权力，对他的服从义务类似于西方随员（famulus）[29]与教师（magister）[30]的关系并优先于对家庭的忠诚，正如宫廷婆罗门（purohita）的法定地位远远高于西方最有势力的忏悔神甫的地位一样。然而，古鲁毕竟只是一个传播后天知识而不仅是神启知识的导师，并且是受托而非凭借自身权威进行传播的。

哲学式道学家以及社会改革家并不是我们所说意义上的先知，无论他们可能会显得多么类似于先知。实际上，像恩培多克勒[31]、毕达哥拉斯那样最早的传奇般希腊贤哲倒是最接近于先知。其中有些人给人们留下了某种独特的救赎教义和人生指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自以为具有了救世主的身份。这种知识分子类型的救赎导师在印度也有同侪，但是希腊导师远不如印度导师那么始终如一地专注于救赎的人生和教义。

那些实际的“哲学学派”的奠基者与领军人物甚至更不能被认为是我们所说的先知，不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多么接近于这个范畴。孔子与柏拉图确实有些差异，但他们都不过是从事学院式教育的哲学家，尽管到了孔庙连皇帝也要行礼如仪。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孔子专心致志于在各项社会改革中对君主们施加影响，而柏拉图只是偶尔为之。(https://www.daowen.com)

这些人物与先知的主要差异就是，他们缺乏那种必定是富有情感色彩的说教，而这正是先知的独特之处，不管那是通过口头、小册子还是任何其他类型文字作品（比如穆罕默德的某些《古兰经》章节）传播的。先知的角色更接近于民众领袖（demagogos）或政治家，而不是导师。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与诡辩派的职业教育角色格格不入，他的活动没有那种受到直接神启的宗教使命，因而从概念上说肯定有别于一个先知的活动。苏格拉底的“精神”（daimonion）只是对具体情势做出反应，而且只是进行劝诫。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是他的道德理性主义和强烈的实用理性主义的外部边界，他所采取的立场就像孔子对待巫术预言的立场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根本不能把苏格拉底的“精神”与真正宗教伦理的良知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它看做是预言的手段。

中国、印度、古希腊以及中世纪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教的所有众所周知的哲学家及其学派，也同样存在着与希伯来先知们独有特征的这种歧异。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哲学学派全都大同小异。就其倡导的生活方式而言，它们倒是更接近于神秘仪式的救赎预言，例如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情况，或者更接近于样板式的救赎预言（下面就要谈到这层含义），比如犬儒学派的情况，他们既反对秘密宗教仪式的那种神圣恩宠，也反对世俗的文明，在这点上显得与印度教和东方的禁欲主义教派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然而，凡是并非通过亲身得到的神启而宣示宗教性救赎真理的地方，就看不到我们这里特指的先知。在我们看来，这一资质必须被视为先知的决定性标志。

最后，印度的宗教改革者商羯罗、罗摩奴阍以及西方的同类人物路德、茨温利、加尔文、卫斯理，都不属于先知这个范畴，因为他们并没有声称提供了一种实质上是全新的神启，也没有以某个特定神谕的名义发言。摩门教创始人则有着先知的特征，他甚至在细节上都很相似于穆罕默德；犹太先知们尤其具备这些特征。孟他努（Montanus）和诺瓦替安（Novatianus）以及摩尼（Mani）、马西昂（Marcion）这样的人物也都属于先知类型，他们传播的教义内容比乔治·福克斯[32]的教义更加理性，后者则是一位富有情感气质的先知类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