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经济取向模式

经济取向可能是出于传统，也可能出于以目标为取向的合理性。即使在行动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情况下，以传统为取向的因素也仍然相当重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理性的取向对于“管理”行动具有首要意义（见下文，十五），不管那是在何种组织形式之下。理性经济行动是从寻找食物的本能反应、相沿成习接受下来的传统技巧以及惯常的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取决于非经济的事件和行动，包括那些超出常规的事件和行动〔6〕，同时也取决于越来越严重的绝对或相对的生存局限，即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压力。

1.从原则上说，诸如“原初经济状态”这样的概念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科学标准。也许可以根据特定的技术水平——例如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工具设备为特征——去武断地认定某种经济状态，把它看做最原始的状态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根据低下的技术水平去观察现存的原始民族，从而得出结论说，历史上所有处在类似技术水平上的民族的经济组织都和维达人或者亚马逊地区某些部落的经济组织如出一辙，这是没有任何科学说服力的。因为，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技术水平既可与大规模的劳动组织，也能与极端分散的小型群体相容（见下文，十六）。单纯从自然环境的经济方面推论更有可能会出现哪一种经济组织，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非经济因素——例如军事因素——也会带来重大差异。

2.战争和移民本身并不是经济过程，尽管——特别是——在初期它们可能主要以经济考虑为取向。然而，在所有时代，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它们往往都会给经济体系带来激烈变革。在气候变化、沙漠侵袭或者森林砍伐等等因素导致生存手段绝对缩减的情况下，人类就会根据利益结构，根据非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适应这种变化。然而，典型的反应则是降低生活标准和绝对缩减人口规模。同样，在特定生活标准以及获利机会的分布导致了生存手段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广泛的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应付这种局面的往往是经济活动的日益理性化。不过即使对于这种情况，要想一概而论也是不可能的。18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有了极大增长（如果说那里的“统计”信息可信的话），但其影响却与同一时期欧洲的类似现象正好相反。然而其中的原因至少还是有话可说的（见下文，十一）。阿拉伯沙漠中的生存手段严重匮乏，却只是在个别时期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在非经济（宗教）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变革才最为突出。(https://www.daowen.com)

3.现代初期劳工阶层的生活习性仍是高度传统主义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经济经营日益理性化。不过同时，它也与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埃及公共财政理性化相容。然而，也只有当这种传统主义态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之后，西方世界特有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