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组　织

一种封闭的或者限制局外人准入的社会关系，如果是由一些特定的个人——一个首脑，可能还有一个行政班子，他们通常也会拥有代表的权力——来确保秩序得到遵守，它就可以称为一个组织（Verband）。决策地位的责任或者参与行政班子的职责便构成了“行政权”（Regierungsgewalten）。这些权力可能被占用，也可能按照该组织的规范分配给专业人员或者在专业特性或程序基础上选拔出来的个人。“组织行动”则是（a）班子的行动，因凭借其行政权或代表权而具有正当性，并以实现该组织的秩序为取向，或者是（b）由班子指挥下的该组织成员的行动。〔27〕

1.无论这种关系具有共同体的还是联合体的性质，从术语学上说都无关紧要。有一个或者一些权威人物——家长、联合体的执行委员会、总经理、君主、总统、教会首脑——就足够了，他们的行动就是要实现那种作用于该组织的秩序。这个判断标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不仅是个以秩序为取向的行动问题，而且特别着重于秩序的强制实施。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给封闭性社会关系概念增加了一个深层要素，具有深远的经验意义。因为并非任何封闭的共同体关系或者联合体关系都是一种组织。例如，性爱关系或者一个没有头人的亲属群体就不是组织。

2.一个组织是否存在，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权威人物或者有没有一个行政班子的存在。更准确地说，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概率，即某些人将会采取行动去实施作用于该组织的秩序，这个组织就是存在的；就是说，存在一些人，他们倾向于一旦必要时就采取相应的行动。至于这种倾向的基础是传统的、情绪的、价值理性的信仰（诸如封建效忠或者对某个官员或机构的忠诚），还是工具理性的利益（比如为了那份薪水），对于进行定义来说都无关紧要。因此，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如果没有以这种方式产生一个行动进程的概率，组织就是不存在的。如果特定群体或个人没有这种行动类型的概率，那么所存在的就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已。然而，只要存在着这种行动的概率，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的组织就会继续存在，尽管以秩序为取向而行动的特定个人可能会被大换班。这样进行定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把这个现象包括在内。

3.可能（a）除了行政班子本身的或者在它指挥下发生的行动之外，还会发生其他的行动，即参与者有意维护秩序权威的行动，例如捐献或“公益性派捐”[6]，或者某些类型的个人劳务，例如担任陪审员或服兵役。也可能（b）该秩序包括了一些规范，由此可望一个组织的成员之行动取向不仅要重视那些从属于作为一个单元的组织的事务，也要重视其他方面的事务。例如，国家的法律包括了作用于私人经济关系的规则，它们并不涉及国家法律秩序本身的实施，而是涉及为私人利益服务的行动。绝大多数“民”法都是这种情况。（a）项的情况可以称之为以组织事务为取向的行动（verbandsbezogenes Handeln），（b）项的情况则是由组织加以调整的行动（verbandsgeregeltes Handeln）。只有对行政班子本身的以及由它着意指挥的行动，才能使用“组织行动”（Verbandshandeln）的说法。比如尽力而为地参加由国家进行的战争，或者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过一项动议，或者由权威人物缔结一项条约，其效力将被加诸全体成员，而且他们都将为之负责（参阅十一）。此外，全部司法裁判和行政程序都属于这个范畴（参阅十四）。(https://www.daowen.com)

一个组织可能是：（a）自治的或他治的，（b）自主的或他主的。自治（autonomy）意味着该组织的秩序并非产生于外来者制定法上的行动，而是产生于其成员自身的权威，不管这是怎么实现的。他治（heteronomy）的秩序则是由外来者强加的。自主（autocephaly）意味着首脑及其班子是按照该组织本身的自治秩序被挑选出来的，而不是像他主（heterocephaly）的组织那样由外来者任命，不管这种任命是如何进行的。

由自治领中央政府任命加拿大各省总督就是他主的情况。一个他主的群体可能是自治的，一个自主的群体则可能是他治的。也有可能，一个组织会同时在不同的方面兼有这两种特征。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成员邦国都是自主的，但在德国的权力所及范围内却都是他治的；而在它们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在宗教和教育等等事务上，它们又是自治的。德国管辖下的阿尔萨斯—洛林曾经享有有限的自治，但同时却是他主的，因为其总督要由德皇任命。所有这些要素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同一个情境之中。一个完全他治、同时又是完全他主的组织，一般来说最好被看作一个更大群体的一“部分”，就像一支军队中的一个“团”。但情况是否如此，端赖具体情况下的行动取向有多大程度的实际独立性。对于术语上的目的来说，这纯粹是个便利与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