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方法与目标
与外汇相关的债务解除政策中比较基本的典型方法（这里一般不涉及具体措施）一如下列：
（a）在实行黄金材质汇率的国家：（1）只要不兑换成黄金，就可以用商业有价证券作为流通手段的后盾，就是说，它是索取已售出货物应付款的凭证，这种凭证再由可靠人士，换句话说，由可靠的经营者作保。为自身利益计，纸钞发行银行则会尽可能限于从事以下交易：经营这种票据，以货物库存作担保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结算支票支付，最后，充当国家的融资代理人；（2）发行银行的“贴现政策”。这意味着，一旦对国外的支付所引起的黄金需求可能威胁到国内的黄金储存，特别是威胁到发行银行本身的黄金库存时，就要提高以汇票贴现的利率，目的是鼓励国外结存的所有者从更高的利率中得益，并阻止国内的借贷。
（b）在实行非黄金限定金属本位或者纸货币本位的地区，将会采取以下主要措施：（1）类似于（a：2）所述的贴现政策以遏制信贷的过度扩张；（2）黄金溢价政策。这在辅以限定附属银币的金本位地区也是很常见的措施；（3）审慎的黄金收购政策以及通过买卖外汇审慎地控制外汇汇率。
这种政策起初都是纯粹以债务解除考虑为取向，但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导致对经济活动的实质性调整。纸钞发行银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占据着极有实力的地位，因为后者往往要依赖于发行银行扩大信贷。这种发行银行会影响其他调整货币市场的银行，就是说，统一订定短期信贷条件，由此继续审慎地调整商业信贷，从而影响着货物的生产方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构内，这一点最接近于计划经济。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个自愿调节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在有关政治当局控制区域内对经济活动的实质性调整。
这些措施在战前都很典型。采用这些措施的依据就是一项货币政策，该政策主要以稳定通货为取向，在要求变革的情况下——比如那些限定货币或纸货币本位国家的情形，至多就是逐步提高外汇币值。因此，归根结底，它是以那些最重要的工商业国家的材质汇率币制为取向的。
但是，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求的恰恰是相反的政策。它们支持以下这些类型的债务解除政策：（1）能够导致本国货币外汇价格下跌的措施，以图改善出口利益集团的地位；（2）除了自由铸造金币以外还要自由铸造银币（这可能意味着取代金币）以增加货币发行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意增发纸币，以降低与国内货物相比的币值，因而同一个做法又提高了国内货物的货币价格。这样做的目标是改善国内货物生产的赢利前景，而按照国内货币计算的国内货物价格的上涨，则被视为国内货币流通总量上升以及随后其外汇比价下跌的第一结果。这个有意为之的过程就叫“通货膨胀”。
以下要点需要注意：（1）尽管贵金属的数量重要性问题仍有争议，但极有可能的是，不管采用什么类型的材质汇率，贵金属生产价格大幅度下降或者其他来源使之供应增长（比如通过非常便宜的暴力夺取），都将导致一个突出的趋势：以该金属作为货币本位的地区至少会有诸多产品的价格上涨，然后是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会不同程度地上涨。（2）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采用独立的纸货币本位的地区，在财政严重拮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战时，其货币管理当局压倒一切的政策取向就是战时的财政需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采用材质汇率或者限定金属货币的国家，在类似的环境下不仅会中止其流通中的纸钞的兑现，而且会进一步建立一个明确的纯粹纸货币本位。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已经变成附属货币的金属货币，由于其对纸币的贴水被忽略不计，便只能用于非货币目的，由此而从流通中消失。最后，这种向纯粹纸货币本位的过渡，相伴而来的则是纸币的无限制发行，带来种种巨大后果的通货膨胀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所有这些过程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只要存在自由铸造的市场货币，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事实上，首先从物理原因上说，可用于铸币的贵金属数量尽管有些弹性，但终究是有固定界限的。其次是经济原因，因为这里所指货币的制造，乃是产生于私人利益集团的主动，就是说，这种铸造货币的要求是以市场体制对支付手段的需求为取向的。如果为限定金属货币（诸如今天金本位国家的银币）打开了自由铸造之门，那么通货膨胀就是惟一可能发生的情形。然而，如果这种限定金属的生产价格非常低廉且产量巨大，其影响也将非常巨大。(https://www.daowen.com)
“流通手段”数量的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只有作为由于信贷期延长而在流通中缓慢增长的结果，才是可以想像的。增长的限度是有弹性的，但是，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保持纸钞发行银行清偿能力的必要性，将会对这一过程定出严格的限度。只有在银行将要丧失清偿能力时，才有可能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只有在战时的需要产生了纸货币本位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战时瑞典由于战争物资的出口而引发的黄金通胀，就是这种特定环境造成的结果，此处无需考虑。）
独立的纸货币本位一旦得以确立，通货膨胀本身可能就不会产生更大的危险（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战时迅速建立了纸货币本位），但是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的后果却有可能更加引人注目地发展下去。财政困难、要求提高工资和薪金以及其他方面的高额费用等等压力，都会强化财政当局继续推动通货膨胀的倾向，尽管并无绝对必要这样做、尽管做出一些重大牺牲就可能遏制住通货膨胀。在这方面，纸币和其他货币的差异——即使仅仅是量的差异——无疑是突出的，比如［战时与战后］协约国、德国以及奥地利与俄国的财政举措所表明的那样。
因此，尤其是在附属性限定金属货币或纸币的情况下，债务解除政策就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像美国那样的国家，由于相对来说极少关心外汇币值，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一度确实没有任何源自国家财政需求的动机。那些在战时采取了通胀措施的国家，由于迫不得已而在战后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阐述通货膨胀理论。首先，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增强某些利益集团购买力的特殊路径。我只想指出，任何以某种计划经济的实质合理性为取向的债务解除政策，都会更加轻而易举地借助于行政货币、尤其是纸货币而得到发展，同时也更有可能有利于那些从稳定汇率的角度来看都是无理性的利益集团。因为，债务解除政策（市场经济类型）、从而还有币制的形式合理性，按照这里一以贯之的“合理性”定义，就只能意味着把所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排除在外：它们既没有市场取向——比如国家的融资利益，也不关心保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并以此作为理性计算的最佳依据，而是恰恰相反，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借助并维持通货膨胀以便为某些利益集团创造购买力，即使从财政角度来看已经毫无必要增发新币。当然，特别是最后这一点，究竟应当予褒予贬，不是一个能够在经验基础上解决的问题。不过从经验上说，它的存在却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一种以实质性社会理想为取向的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在以下事实中发现资本主义的重要开端：货币与通货的设定，在纯市场经济中乃是仅以盈利为取向的利益集团的游戏对象，没有人在乎货币的“恰当”数量和“恰当”类型。他们也许有理由争辩说，能够加以“管理”的只有行政货币而不是市场货币；因此，使用行政货币、特别是使用能够以任何需要的形式和规模廉价生产的纸币，从实质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不管其目标如何，都是解决货币问题的惟一正道。这种观点颇具形式逻辑的说服力。然而，毫无疑问，它的价值有限，因为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统治这个世界的都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经济管理的“观念”。〔60〕因此，这里所指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与债务解除当局——它完全没有义务去维持一种金属的材质汇率——理论上构想的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是进行这项讨论的惟一目的。
不言而喻，以上对货币问题的全部论述都是在与克纳普的杰作《国家货币理论》进行商榷，但是仅限于讨论同这里的问题相关的诸要点，而且是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完全忽略了比较细节的问题。尽管作者本身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但与作者的意图截然相反，该书甫一问世便立即被用来支持一些价值判断，且很自然地受到了偏爱纸币的奥地利债务解除行政当局特别热烈的欢迎。这种事件并不能在任何方面证明克纳普的理论不成立，尽管——已如前述——他对货币的实质效力的论述并不完备。现在已经有必要更详尽地证明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