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续）
从社会观点来看，劳动分工的模式还可以进一步按照经济优势的占用模式加以分类，而这些优势被认为是不同功能所应得的回报。占用的对象可能是：支配人力劳务（Leistungsverwertungschancen）并从中获得回报的机会，物质生产资料〔36〕；从管理功能营利的机会。〔37〕（关于“占用”的社会学概念，见第一章，十。）
当劳动劳务的利用权被占用时，劳务本身可能会（1）归于个别的接受者（领主）或者某个组织，也可能（2）在市场上被出卖。也许会出现以下四种极为不同的可能性之一：
（a）个体劳动者自身垄断占用劳动劳务的处置机会，这是“行会自由劳动”的情形，占用权可能是世袭的，并且可以让渡，其中上述类型（1）的情形可以用印度的乡村手艺人来说明，类型（2）的例子是中世纪某些非个人的行业权利；或者是严格属于个人的、不可让渡的，比如类型（1）中的一切“任职权利”；或者，最后，可能是世袭的但不可让渡，比如类型（1）和（2）中某些中世纪的、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的行业权利，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官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用都可能是无条件的，或者附带某些实质性条件。
（b）第二种可能性是，劳动劳务的利用权被劳动者的“所有者”占用——“非自由的劳动力”。把劳动者作为财产而产生的财产权，既可能是世袭的，同时又是可以让渡的——奴隶制正是这种情形。或者，虽然是世袭的，但不可自由让渡，而是——例如——只能与物质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一起让渡，这包括农奴制和世袭依附制。
一个领主占用劳动的用途可能会受到一些实质条件的限制，比如农奴制的情况。劳动者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摆脱他的身份，但这种身份也不能被任意剥夺。
所有者可能会为了预算管理的目的而使用所占用的劳动劳务处置权，把它作为实物收入或者货币收入的来源，或者作为家族劳动劳务来源，比如家奴或农奴。也许会把它当做营利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附者就必须交纳货物，或者用所有者提供的原材料做工。这样，所有者就会出售产品。这就是不自由的家庭工业。最后，他可能会在一个有组织的工场——奴隶或农奴工场——中使用劳动者。
这里所说的“所有者”可能会以管理者资格亲自参与工作过程，甚或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劳动者，但这未必确凿。也许，他作为所有者的地位——正是这一事实——使他成为管理人员，但这决非必然，而且通常也并非如此。
把奴隶和农奴（后者包括各种类型的依附者）用做预算管理过程的组成部分和租金收入来源，而不是营利性经营中的劳动者，这在古代以及中世纪早期都是典型情形。例如，楔形文字铭文中提到一个波斯王子的奴隶们立约外出学徒，大概就是为了日后被用做家族劳动劳务，但也许是在实质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顾客开始工作，以便为他们的所有者（早期的希腊语对应词是
ποφορ
，俄语是obrok，德语是Hals-或Leibzins）提供固定回报。虽然决非没有例外，但这是希腊奴隶遵循的规则。在罗马，这种拥有特有产（peculium）或者特有品（merx peculiaris）的独立经济活动——当然，要向所有者付出回报——也反映在各种法律制度当中。在中世纪，人身控制（Leibherrschaft）往往只是意味着一种向那些在其他方面几乎是独立的人们要求回报的权利。这在德国西部和东部都是很寻常的现象。在俄国，事实上也是仅限于从在其他方面都是独立的农奴那里接受这些回报（obrok），尽管这些人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不确定的。
为了“商业”目的而使用非自由的劳动力，特别是在领主庄园——包括各种王室庄园、其中大概也包括法老们的庄园——的家庭工业中，主要采取的是以下形式：（1）以实物回报的非自由义务——以实物交付，其原材料是由劳动者本身产出并加工，例如亚麻；（2）强制性家庭工业——加工由领主提供的材料。这样的产品至少有一部分将被领主变卖为货币。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古代，这种市场销售的做法还只是偶尔为之。然而，在近代之初，特别是在德国与斯拉夫民族交界的地区却不是这种情况，那里——尽管并非只是那里——的家庭工业是靠着领主庄园发展起来的。一个连续性组织可能会采取若干形式利用劳务，比如非自由的家庭工业劳动或者非自由的工场劳动。这两种形式都很常见。后者是古代各种可租赁作坊的形式之一。在法老的庄园里，在寺院的作坊里，（根据墓穴壁画表明的）在私人所有者或者领主的庄园里，在东方、在希腊（雅典狄摩西尼的工场）、在罗马的庄园作坊（见古默鲁斯的描述）、在加洛林王朝的“女人之家”（genitium，那是一种gynaikeion[15]）以及更晚近的在俄国的农奴工厂（见图干—巴拉诺夫斯基［Tugah—Baranovskii］论俄国工厂的著作），〔38〕都能看得到。(https://www.daowen.com)
（c）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存在任何占用，即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劳务就是一种基于形式上双方自愿的合同关系的对象。然而，这种合同实质上要通过作用于劳动条件的惯例秩序或者法律秩序而受到各种调整。
自由订约的劳动可能被用于各个方面。首先是在预算单元里被用作临时劳动（比歇尔称之为Lohnwerk），或者是在雇主家里（Stör），或者是在劳动者自己家里（比歇尔的术语是Heimwerk）。也可能那是长期的、反复从事的劳动，比如在雇主家里的家庭劳务，或者是在劳动者自己家里，典型的就是科洛尼（colonate）[16]。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在临时或长期基础上被用于营利，要么是在劳动者自己家里，要么是在雇主提供的场所里；在庄园或工场、但尤其是在工厂里的劳动者就是后一种情形。
受雇于一个预算单元的劳动者，就是直接服务于一个监督他劳动的雇主。在其他情况下则是为从事营利活动的经营者提供劳务。尽管其表现形式在法律上常常是相同的，但在经济上却有着根本差异。科洛尼可能会兼有这两种身份，但更典型的则是大庄园里的劳动者。
（d）第四种可能性则是由劳动者组织占用劳动劳务的处置机会，要么是不让劳动者个人有任何占用，要么是对这种占用加以重要限制。这可能意味着对局外人的绝对或相对封闭，还有就是禁止资方在未经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解雇劳动者，或者至少对这种解雇权加以某种限制。
中世纪时劳动者的排外性社会集团或者采矿业中的矿工联合体，以及不时可见于宫廷中的那些有组织的集团或侍从，或者日耳曼庄园中的“专职打谷人”（Dreschgärtner），都是带有群体封闭性的占用类型的范例。这种类型的占用贯穿于世界各地的社会史，其表现形式可谓数不胜数。限制解雇权的第二种类型也非常普遍，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工会的“仅限于雇用工会会员制”，尤其是“工厂委员会”。
劳动者占用营利性经营的工作岗位，或者相反，所有者占用劳动者的劳务，都包含着对自由吸收劳动力的限制。这意味着劳动者不可能只是由于自身的技术效率而被选择，从而也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形式理性化。工作岗位的占用也会导致对技术合理性的实质性限制，因为（1）无论是通过传统、惯例还是合同，如果劳动产品的利润之利用是由一个所有者占用的话，就会逐渐束缚劳动的努力，而且还会使劳动者自身发挥最佳努力的兴趣逐渐萎缩，直至完全丧失（如果劳动者完全被别人所有的话，比如一个奴隶）；（2）如果产品的利润之利用也由劳动者占用，那就可能产生劳动者的自我利益和雇主之间的冲突，前者的自我利益在于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的意图则是让劳动者以最佳技术水平进行生产或者使用其他生产手段代替劳动。对于雇主来说，把对劳动的利用转化为纯粹的收益来源，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因此，一般来说，由劳动者占用对产品的利用权，如果其他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导致或多或少地完全剥夺所有者的管理资格。不过通常这也会使劳动者处于一种依附状态，即依附于那些他们不得不与之进行交易且享有比较有利的市场地位的人们。于是这些被依附者——比如包出制经营者——就会逐渐居于管理地位。
1.然而，劳动者占用工作岗位的形式和所有者占用劳动者的形式虽然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有着非常近似的结果。这并不值得奇怪。首先，这两种趋势通常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如果一个所有者占用劳动者与一个封闭的劳动者组织占用工作机会恰好重合，情况就是如此，比如采邑联合体的情况。因此，很自然，劳动劳务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形成固定的模式，工作努力则会受到束缚，劳动者在产出上的自我利益也就微乎其微，通常的结果则是，劳动者会不断抵制任何技术上的革新。即使在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所有者占用劳动者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利用这些特定的劳动力。他并不像现代工厂的经理人那样处在一个能够根据技术需要而选择劳动力的地位上，而是必须无可选择地利用这些劳动力。奴隶劳动尤其如此。任何试图从被占用的劳动者身上强求超出约定成俗的劳动成果的做法，都会遭遇传统上的障碍，只有使用最无情的手段才有可能克服这些障碍，而这从所有者的自我利益角度来看，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那将瓦解所有者权威的传统主义基础。因此，被占用的劳动者的工作努力，几乎到处都表现出一种受到制约的趋势。在近代之初，尤其是在东欧，即使在领主的权力打破了这种趋势的地方，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也仍然因为缺少选择过程、缺少自我利益要素、被占用的劳动者缺少承担风险的能力而受到了阻碍。如果形式上是由劳动者占用工作岗位，那么同样的结果甚至会来得更快。
2.由劳动者占用的情况，典型地见于中世纪早期（10—13世纪）的发展。卡洛林王朝的Beunden〔39〕以及所有其他大规模农业经营的萌芽都在萎缩乃至消失。交纳给拥有人身控制权的领主的租金和税费固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农业与矿业的实物产品以及产生于手工业的货币落到劳动者手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这项发展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成为西方世界所特有的现象。以下则是对它有利的主要环境因素：（a）有产阶级大量卷入政治与军事活动；（b）缺少一个适当的行政机构。这两个环境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不把劳动者当作租金来源加以利用；（c）潜在的雇主为了得到劳动者的劳务而进行着竞争，劳动者在他们之间的自由流动不易受到限制；（d）开辟新土地、新矿山、新市场的机会大量存在；（e）技术传统的原始水平。由劳动者占用营利机会越是取代由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占用，所有者就越是会丧失对劳动者的控制权而只是成为租金和税费的接受者。典型范例是采矿业和英国基尔特的情形。即使在初期阶段，这个过程也很快就因为“市民即自由人”这一原则而出现了分界点：履行还是拒绝回报领主的义务。所有这一切几乎立刻就导致了通过市场交易而营利的机会差异，这要么是产生于劳动者群体内部，要么是由于从外部通过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