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a、老人统治、家长制与家产制
Ⅰ 老人统治和原始的家长制是最基本的传统型支配类型，那里的主宰者没有私人行政班子。
只要对群体的统治掌握在年长者——最初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实际年龄最长者——手中，这种情形就可以叫做老人统治，因为他们对神圣传统最为熟稔。这在主要并非经济或亲属性质的群体中比较常见。如果是一个在经济和亲属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家族），由一个根据明确的继承规则委任的特定个人进行治理，这种情形叫做“家长制”。老人统治和家长制往往相伴相生。两者的关键特征是成员们的这一信念：尽管支配乃是主宰者固有的传统权利，但必须是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作为一种共同权利进行支配，因而任职者不能自由占用这种权利。为了坚持达到这一目的，两者都根本不存在私人（家产制）班子，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主宰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赖于各成员听从其命令的意愿，因为他并没有一部能够用来对他们进行强制的机器，所以，这些成员（Genossen）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臣民（Untertanen）。
他们的成员身份是因传统而不是靠法律存在的。服从理应是对主宰者而不是对任何制定出来的规章的服从。然而，这种服从仅仅是由于主宰者具有的传统身份。因此，主宰者也受到了传统的严格约束。
老人统治的不同类型将在后面讨论。初期的家长制与此有关，而家长的权威只是保证了他自己的家族对他恪尽服从的义务。除此之外，比如像阿拉伯酋长的情形，就只有一种超凡魅力权威的楷模式影响，或者必须采取忠告方式以及类似的手段发挥影响。
Ⅱ 凡是发展出一种行政与军事力量且纯粹成了主宰者的私人工具的地方，一般就会出现家产制，极端情况则是苏丹制。只有在这时，群体的成员才会成为臣民。主宰者的权威过去显然曾被看做群体权利，现在则转化成了他的个人权利，他可以像对待普通的财物那样占用这种权利，原则上他可以像利用任何经济财产一样利用他的权利——出售、抵押担保或者继承划分。最初给家产制权力提供外部支持的是奴隶（他们常常被烙上印记）、科洛尼和征召的臣民，另外还有雇佣的贴身卫士和军队（家产制军队），后者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主宰者及其班子的利益休戚与共。依靠对这些工具的控制，统治者可以扩大其专断权力的覆盖范围，可以打破家长制与老人统治结构的传统界线示人恩宠。凡是主要依据传统进行的支配，即使是凭借统治者的个人权威在运行，也应当叫做家产制权威；如果实际上主要是在酌处权基础上运行，就应当叫做苏丹制。其间的过渡当然是连续性的。这两种支配形态由于都存在着一个私人班子而有别于原始的家长制。
表面看上去，苏丹制有时完全不受传统的制约，但实际情况决非如此。然而，它的非传统因素并未达到非人格意义上的理性化，而只是把统治者的酌处权发展到了极致。这使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理性权威。
Ⅲ 等级式支配（standische Herrschaft）〔5〕也是家产制权威的形式，其行政班子会占用某些权力和相应的经济财产。就像所有类似的情况一样（参见第二章，十九），这种占用会采取以下形式：
a）由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或者某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员占用，
b）由某些个人在继承基础上或者作为自由财产终生占用。
因此，等级式支配就意味着：
a）始终是对主宰者选择其行政班子时的酌处权的限制，因为占用职位或领主权力的是
1）有组织的群体，
2）身份群体（见第四章）。
b）往往——这应被视为典型——由班子各成员占用
1）职位，一般还包括与这些职位相关的经济利益，
2）物质的行政手段，
3）治理权（governing powers）。(https://www.daowen.com)
从历史上看，这些职位的占用者可以产生于1）一个行政班子的成员之中，而这个班子以前并非独立的身份群体；或者2）在占用之前他们并不属于这个班子。
凡是治理权被占用的地方，无论任职者本人还是他所占用的手段，都会无一例外地面临行政成本问题。军权的掌握者以及“封建”军队（ständisches Heer）的领主成员，既要装备自身、可能还要装备他们自己的家产制或封建制分遣队。行政手段以及行政班子自身的供给也有可能被占用为营利性经营的对象，这要取决于来自统治者的武库或金库的固定捐助。特别是16、17世纪欧洲的雇佣军就是如此，那是“资本主义军队”的楷模。
凡是达到完全占用的地方，所有的治理权都会在统治者及其行政班子成员之间根据各自的个人权利（Eigenrecht）进行划分，或者根据统治者的特别饬令、要么根据同被占用权利的持有者达成的特别妥协而创设并调整自治性权力。
关于1），担任宫廷官职者将其官职作为封地占用就是一个范例。2）的范例则是凭借特权地位或者通过篡权——利用前者把后者正当化——而占用了权力的领主。
某个个人占用则要依赖于
1.出租，
2.抵押担保，
3.出售，
4.个人占用、继承占用或者自由占用的特权，其占用是无条件的或者仅限于履行某些功能；这样的特权可能是
a）作为对其劳务的回报，或者是为了“收买”其服从而授予的，
b）仅仅对实际篡夺的权力给予形式上的承认，
5.一个有组织群体或者一个身份群体的占用，通常都是统治者及其行政班子之间或者统治者与某个无组织的身份群体之间达成妥协的结果；这可能会
1）给统治者留下完全或者相对的自由，使其对个人进行选择，
2）可以制定严格的规则以对任职者进行选择，
6.封地，这是一个必须单独讨论的情况。
1.在老人统治和纯粹的家长制下，占用行政手段的一般都是作为整体的群体或共同参与的家族。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种明确的观念。履行行政功能就是为了整个群体的利益。主宰者本人的占用则是家产制的现象。这种占用可能会有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极端情形则是要求绝对的土地所有权（Bodenregal），以及主宰者把臣民视为可以转让的奴隶。等级式的占用一般都意味着行政班子成员至少对行政手段的占用。在纯家产制的情况下，官员和履行功能的手段是完全分离的。不过等级式的家产制恰恰相反，行使治理权的人员对于行政手段拥有个人控制权——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封建骑士自筹装备给养，领有封地的伯爵把法院的收费以及其他外快据为己有并以自有的行政手段（包括占用的手段）履行封建义务，印度的札吉尔达尔[5]以自己的税收收入提供并装备一个军事单元，都是绝对拥有行政手段的情形。另一方面，一个独自征募了一支雇佣军的军官，从王室金库中接受一定报酬并以减少服务或者通过掠夺和征用来弥补赤字，就只是部分拥有行政手段并且要服从某些调整。相比之下，法老则像家产制领主一样绝对控制着行政手段，他让扈从们指挥他所组织的奴隶或科洛尼军队，用他自己的储备供应军队的给养和装备。形式上的组织模式并非始终具有决定性意义。马穆鲁克在形式上就是被买来的奴隶，然而，他们却完全像以往任何一个垄断着劳务封地（service fief）的侍臣集团一样实际垄断着治理权。
也有一些范例是由封闭的群体、而不是由任何个人占用着劳务土地（service land）。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可由领主自由授予个人——只要他们还是该群体的成员［Ⅲ：a）：1）］，或者根据特定资格［Ⅲ：a）：2）］调整这种授予。因此，候选人需要具备军事或者礼制方面的资格，一旦他们具备了这种资格，直系血缘关系就占据了优势。庄园或行会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他们的劳役是服务于军事或行政目的的。
2.在西方可以看到通过出租（特别是包税）、抵押担保或者出售而占用的情形，但在东方和印度也能看到。在古代拍卖出售祭司职位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如果是出租，其目的可能是应付——特别是由战争成本造成的——现实的财政困难，也可能是个财政手段问题，以此确保可用于预算目的的稳定的货币收入。抵押担保和出售一般都是为了头一个目的。在教皇国则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私生子设租（Nepotenrenten[6]）。在法国，抵押占用直到18世纪还在任命大理院法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英国军队中，通过调整出售而占用军官的委任权，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在中世纪欧洲以及其他各地，随处都能看到把特权作为对篡权的一种认可，作为对政治效忠的一种回报或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