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权威的组合
以上讨论足以证明，“统治的组织”极少仅仅属于此种或彼种纯粹类型。此外，尤其是关于合法权威与传统权威的某些重要类型，比如团契形式和封建制的某些方面，还根本未及讨论或者仅仅略有提及。总的来说，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任何权威，以及相应的，任何服从的意愿，都是依靠一种信仰，它为据此行使权威者增添了威望。这种信仰极少是由单一因素构成的。比如“合法权威”就决不是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权威。对合法性的信仰一旦得到公认并成为习惯，这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传统权威，破坏这种传统就会把权威置之死地。此外，它还至少在这一消极意义上具有了某种超凡魅力要素：长期严重缺乏成就将足以毁掉任何统治、足以瓦解它的威望、并足以为超凡魅力革命开辟道路。因此，对于君主国来说，战败就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因为那将表明君主已不再具有真正的超凡魅力。对于共和国来说，带来危险后果的却可能是辉煌的胜利，因为那将把凯旋的将军送上一种能够提出超凡魅力要求的有利地位。
接近纯粹传统类型的群体肯定存在过。但它们决不会保持无限期的稳定，即如官僚制权威也是如此，而且极少会没有一个凭借遗传或官职而具有个人超凡魅力身份的首脑。在某些情况下，超凡魅力首领可能会不同于传统首领。日常的经济需求在传统权威领导下就可以得到满足，某些例外的情况——比如狩猎与战时的“掳掠”——则需要超凡魅力的领导。认为有可能通过“立法”解决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念，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神谕方式获得正当性。不过至关重要的是，只要是从非家产制来源招募行政班子成员，其结果就是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合法性官僚类型的官员类型，两者的差异在于他们权威的终极基础而不是形式身份。
同样，绝对纯粹的超凡魅力权威——包括遗传超凡魅力类型等等——也是极为罕见的。直接从超凡魅力运动产生出最严格意义上的官僚制类型，比如拿破仑时代的情况，或者产生出形形色色的食禄组织或封建组织，也不是毫无可能。因此，以上对术语和分类的阐述，其目的决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用一个刻板的框架囊括或者界定全部历史现实。它的益处来自这一事实：针对一种特定情况，它有可能区分出一个特定的有组织群体的哪些方面能够合理地归入或接近于此类或者彼类范畴。就某些目的而言，这无疑是个重要的长处。
对所有类型的权威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一个行政班子的存在和持续运转。如果不存在命令得到实施和执行时的有组织活动，那就不可能保持服从的习惯。实际上，“组织”一词通常指的就是这种活动的存在。〔14〕就此而论，至关重要的则是行政班子成员与其首领在理想和物质两个层面上达到足够程度的休戚与共。从根本上说，应当这样理解首领与成员的关系：只要存在这种休戚与共，那么首领就会比任何个别的成员强大而比凝聚为一体的成员弱小。然而，行政班子的成员要想成功阻滞、甚至有意反对首领的领导权以使其陷于瘫痪，那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达成一种周密的一致。同样，任何想要摧毁一种领导权的个人，如果他要接管权力地位，就必须建立自己的行政班子，除非他能得到反对前领袖的现有班子的默许与合作。
如果成员身份的正当性以及他们经济需求的供给都要依赖于首领保持住他的地位，那么成员与首领就会达到最高度的休戚与共。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来说，由于休戚与共的结构不同，摆脱这种关系的可能性也会极为不同，在与行政手段完全分离时最难摆脱，这就是纯粹传统的家长制结构、纯粹的家产制以及依赖形式规则的官僚制下的情况；而社会特权群体占用封地和俸饷的地方最容易摆脱。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历史现实中充满了首领与其行政班子之间为了占用和剥夺而不断进行的相互冲突，尽管绝大部分都是潜在的冲突。对于几乎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进行这种斗争的方式，以及依赖并帮助首领在反对封建阶层（或其他享有被占用权力的群体）的斗争中获胜的官员阶层的性质。分别充当过这个角色的包括：受礼制熏陶的文人学士，僧侣，纯世俗的扈从，家政官员，具有法律素养的人员，技术专业化的财政官员，以及民间显贵（honoratiores，后面将会更多地谈到他们）。
这些斗争及其结局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决定了教育的类型并由此产生了身份群体的形成模式，这不仅对行政本身的历史、而且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都具有重要意义。(https://www.daowen.com)
1.行政班子成员与首领的结合程度与方式会有各种大相径庭的变化，这要看他们接受的是薪金、赢利机会、津贴还是封地。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性：只要授予并保障了这一切的首领的正当性受到了威胁，与行政班子成员资格相联系的收益形式、权力地位和声望的正当性也很容易同时受到威胁。这就是正当性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之一，但人们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却往往严重忽视了这一点。
2.在这方面，德国旧有的正当支配体系维持到1918年宣告崩溃的历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方面，战争有力地打破了传统的权威，德国的战败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望，加之人们已经系统地习惯了非法行为，瓦解了军队和产业界对纪律的服从，从而为推翻旧有的权威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旧有的行政班子继续发挥功能的方式，以及新的最高当局直接接受其行政秩序的方式，则会成为一种突出的示范，使得这样一个行政班子的每个成员在理性化的官僚制条件下都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技术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如前述，成员的私人经济关切，他们对职位、薪金和退休金的关注，并不足以说明其中的原因——尽管不言而喻，这些考虑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然而，除此之外，那种无私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一旦行政组织崩溃，那就意味着全体人口——当然也会包括官员们自身——的供给、甚至最基本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都有可能荡然无存。这时就要诉诸官员们的责任感，而且会卓有成效。实际上，即使是前掌权者及其支持者，也会承认这种态度的客观必然性。
3.在已经过去的这场德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行政班子——工人与士兵苏维埃。它必须一开始就要培育把这些新型班子组织起来的技巧。而且，这种班子的发展密切依赖于那场世界大战，尤其是因为大变革因素而拥有了武器。如果没有这个因素，革命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一点以及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将在下文讨论。）只是由于反对合法当局的超凡魅力领袖们的崛起，以及环绕在他们周围的超凡魅力追随者群体的发展，才使夺取旧当局的权力成为可能。而且，只有保留旧有的官僚制组织，才有可能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在此之前，任何现代条件下的革命企图都遭到了彻底失败，因为训练有素的官员是不可或缺的，而那些革命并没有自己的有组织的班子。使以往的革命获得成功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条件。（见下面论革命理论一章。[22]）
4.由于行政班子采取主动而导致权威被推翻的情形，以往曾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出现过。这样做的前提始终是，班子成员必须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它可能更多地具有一种有限阴谋的性质，也可能更多地具有一种普遍团结一致的性质。在现代官员的生存条件下，这样做会有着特殊的困难，不过正如俄国的情况所示，这种联合也并非绝无可能，但是一般来说，充其量也就类似于工人通过正常的罢工程序所达到的那种联合。
5.官员群体的家产制性质最终体现在这一事实之中：进入这个群体就要接受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卡洛林王朝的体制下，官员变成了puer regis[23]，在金雀花王朝则是familiaris[2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