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司与巫师的分化
这种［神与魔鬼］分化的社会学表现就是“祭司”的兴起，他们与“巫术实践者”大为不同。征诸现实，这种对比也像几乎所有社会学现象一样并不固定。即使在理论上，这些类型的差异也难以确定下来。根据“礼拜”与“巫术”的区别，可以把那些以礼拜手段影响诸神的职业人员同那些以巫术手段强制魔鬼的巫师加以对照。但在许多大的宗教中，其中包括基督教，祭司的概念也含有一种巫术资格的意味。
“祭司”一词也可以用来指称对诸神施加影响的、按照规则组织起来的固定机构的人员，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个体的和偶尔为之的巫师。尽管这样的对比会由于某种界限不清的过渡而消失，但作为一种纯粹类型的祭司却是毫不含糊的，可以说，他们的特征就是某些与实际的礼拜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固定礼拜中心的存在。
还可以认为，对于祭司这一概念来说，关键因素就是与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积极结合起来的那些职业人员，他们作为雇员或机构服务于该组织成员的利益，不论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还是个人所有的。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自由从业的巫师。不过就连这种概念上足够清楚的区别，在现实中也是变动不居的。巫师成为一个有组织行会的成员，这种情况并非罕见，而一个世袭种姓的成员有时则会掌握着对某个特殊共同体巫术的垄断权。即使天主教的祭司也并非始终担任正式职务，在罗马，有时他不过是个贫穷的托钵僧，指望一场接一场地主持弥撒而勉强糊口。
但是，祭司的另一个突出特质可以说就是他的专门知识、固定教义和从业资格等等职业禀赋，这使他们和巫师或先知形成了对照，后者是依靠宣示奇迹和神启的个人天赋（超凡魅力）来发挥影响的。但这同样不是简单而绝对的区别，因为巫师有时也非常博学，而博学多识却未必总是祭司的特征。毋宁说，祭司与巫师的区别必须根据这两种情况下学问的不同性质进行质的鉴别。事实上，我们在后面阐述支配形式的时候［见第十四章，九；以及第十五章，四］，肯定要在祭司的理性训练与培养和超凡魅力巫师的不同准备之间做出区分。后者的准备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使用无理性手段的“觉醒”过程，目的是为了新生，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个纯经验知识的训练过程。不过在这方面，祭司与巫师这两个形成了对照的类型却又不分彼此了。
前面已经提出把“教义”作为祭司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可以认为，教义的突出标志就是一个理性的宗教概念系统的发展，以及一种系统而独特的宗教伦理规范的发展，而这种伦理规范又是建立在一贯稳定的、旨在发布“神启”的教义基础上的（这一点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极为重要）。伊斯兰教便是一个范例，它使圣典宗教和简朴的异教信仰与实践形成了对比。但是，这样来描述祭司以及假定教义的性质，却有可能把日本神道教的祭司和大权在握的腓尼基僧侣等职业人员排除在祭司概念之外。采用这样的假定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是，把祭司的一种无疑非常重要、但却并不普遍的功能当作了决定性的特征。(https://www.daowen.com)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为了能够尽量恰当地处理这一现象的各种复杂表象，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确定祭司的一个关键特征：一个专业化的特殊人员群体，他们持续从事一种礼拜活动，与特殊规范、地点和时间永久性地结合在一起，并与特定社会群体有关。没有礼拜活动就不可能有祭司，尽管没有专业化的祭司也完全会存在礼拜活动。中国就是后一种情况，那里一手操办为法定神祇和祖先亡灵做礼拜的是国家官员和家长。另一方面，在典型的纯粹巫师当中也能看到见习者与教义，比如印第安人的Hametze兄弟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类似情形。这些巫师可能被认为相当有权力，他们实质上的巫术仪式可能在他们的人民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持续运作的礼拜活动，因此，“祭司”一词对他们并不适用。
没有祭司的礼拜犹如没有礼拜的巫师一样，通常都不在意形而上学观念的理性化和专门的宗教伦理。形而上学的理性化和宗教伦理这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需要一个独立的、具有职业素养的祭司群体，他们以礼拜活动和解决救治灵魂的实际问题为永久性职业。结果，由于一个独立祭司群体的缺席，古代中国伦理学思想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化宗教；既无礼拜亦无祭司的古代佛教的伦理学也是如此。
此外，正如我们后面就要探讨的，只要祭司群体未能获得独立地位和权力，比如中世纪之前的古代那样，宗教生活的理性化就会要么残缺不全，要么被完全忽略。如果早期巫师和圣乐师的身份群体使巫术理性化但又未能发展出一种名副其实的祭司职务（比如印度婆罗门的情况），祭司群体就会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然而，并非任何祭司群体都能发展出相对于巫术来说是全新的东西：理性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伦理。它们的发展要以祭司以外的两种力量之一或两者同时发挥作用为前提，一是先知，二是俗众；前者是形而上学神启或宗教伦理启示的载体，后者是礼拜对象的非神职信徒。
我们在考察祭司以外的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宗教并使之足以超越在世界各地都非常近似的巫术阶段之前，必须讨论一下由于祭司在礼拜中的既得利益而导致的宗教演变的某些典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