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狂热虔诚与经济理性主义

如果说享有最大限度社会特权的贵族与官僚阶层在宗教态度上有种种差异、但通常都会表现出某些相当一致的倾向，那么在真正的“中间”阶层却有很大不同，而且，即使完全撇开这些阶层内部非常明显的身份差异不论，对比也依然强烈。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商人可能是享有最高特权的阶层的成员，比如古代的城市贵族；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是贱民，比如沿街叫卖的穷苦商贩。另一方面，尽管商人的社会身份低于贵族或官员，但却有可能享有可观的社会特权；或者，他们也许没有特权甚或被剥夺了特权，但实际上却行使着巨大的社会权力；这两种情形的范例包括罗马的骑兵队员（ordoequester）[57]、希腊的客籍民（metoikoi）[58]、中世纪的布匹批发商及其他商人群体、拜占庭的金融家和商业巨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商，最后则是现代初期的资产阶级。

撇开社会地位的这些差异不谈，商业贵族对待宗教的态度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独特的反差。他们的生活具有强烈的现世取向，这使他们理所当然不可能对先知宗教或者伦理宗教产生太多兴趣。古代和中世纪富商巨贾的能动性，集中体现了一种特别偶然而且非职业的特殊赚钱方式：为需要资本的行商提供资本。这些富商巨贾最初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领主，后来变成了城市贵族，从这种偶然的贸易中积聚了财富。还有一些则是获得了地产的商人，由此开始逐渐攀升为贵族之家。随着公共行政理财活动的发展，商业贵族的范畴中又增添了一种政治资本家，他们的主要经营活动就是作为供应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并为政府信贷提供资金。此外还有殖民资本主义的投资家，这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存在过。这些阶层从来都不是某种伦理宗教或救赎宗教的主要载体。总之，商人阶级地位的特权越多，就越不会生出发展一种来世宗教的倾向。

腓尼基商业城市里贵族财阀阶层的宗教，完全是以现世为取向的，而且就现在所知，根本没有先知预言的成分。然而，他们宗教气质的强度以及对那些据认为拥有特别不祥品格的神祇之畏惧，却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另一方面，那些一半是海盗、一半是商人的好战的古希腊海上贵族，在《奥德赛》中把一份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宗教文献置诸脑后，这暴露了他们对诸神的明显不恭。中国道教中的财神爷受到了商人的普遍敬重，但他并没有什么伦理品格，只有纯粹的巫术性质。古希腊人对财神普路托（Pluto）——实际上他主要是个司农业的神——的礼拜构成了伊洛西斯秘密仪式的一部分，但这种礼拜除了仪式的纯正和不犯杀人罪以外没有提出任何伦理要求。奥古斯都采用特殊的政治谋略，通过创立Augustalis的封号，〔30〕竭力要把拥有雄厚资本力量的自由人阶层变成凯撒崇拜的特定载体。但是这个阶层并没有显出另有自己特殊的宗教倾向。

在印度，信奉印度教的商人阶层，特别是那些来自古老的国家资本主义金融家和大型贸易商的银行业群体，大部分都属于伐腊毗派[59]。这是一些经伐腊毗斯瓦明改革之后的毗湿奴教派格库拉萨（Gokulastha）托钵僧祭司的追随者。他们遵行一种带有性爱色彩的对大神黑天与罗陀[60]的礼拜形式，其间敬献给他们救世主的祭餐后来成了一种上乘的美食。在中世纪欧洲归尔甫派得势的各城邦里，诸如卡利马拉行会[61]那样的大型商业组织，它们在政治上当然是亲教皇的，但却经常采取一些相当机械的手段使得教会的高利贷禁令实际上归于无效，而这些手段也不时会成为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新教荷兰，那些闻名遐迩的商业巨头在宗教上都是阿米尼乌斯教派的信徒，但却有着突出的现实政治取向，并且成了加尔文主义道德严格性的主要敌人。像过去一样，今天的大商人、大金融家们仍然到处都对宗教普遍采取怀疑或者淡漠的态度。(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与这些比较容易理解的现象相比，获得新的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继续把资本理性地用之于生产性经营以谋取利润，特别是用之于工业经营（这是典型的现代资本利用），在过去往往还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同上述阶层某种理性的道德化会众宗教结合在一起。在印度的商业生活中，甚至帕西人和耆那教派之间也存在着（地理）差异。前者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严格主义，特别是关于真道（truthfulness）的绝对命令，即使在现代化导致礼仪主义的纯洁戒律被重新解释为卫生学规范以后，情况也依然如故。帕西人的经济道德最初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神能接受的，他们厌恶城市里的一切逐利行为。另一方面，极端禁欲主义的印度教耆那教派，和前述伐腊毗教派一起，代表了一种会众宗教应有的救赎教义，尽管它有着反理性的礼拜性质。很难证明伊斯兰商人经常支持苏非派教团的苦行僧宗教，但这一点也并非没有可能。至于犹太教这种犹太人共同体的道德理性宗教，很大程度上在古代时期就已经是贸易商和金融家的宗教了。

在较小但却引人注目的范围内，中世纪基督教会众——特别是宗派类型或者异端——的宗教，虽说不是一种适合于商人的宗教，但却是“资产阶级”的宗教，而且越是具有道德理性主义，就越是资产阶级的宗教。正是在西欧和东欧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新教和宗派主义影响下，伦理宗教与理性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与资本主义——才发生了最为密切的联系。它们包括茨温利派、加尔文宗、浸礼会、门诺派、贵格会、循道宗、（由归正宗、其次也由路德宗变异而来的）虔敬派，以及俄国分裂主义异端的理性虔敬主义教派，特别是时祷派（Shtundist）和阉割派（Skoptsy）[62]，尽管它们形式上各有千秋。〔31〕实际上，总的来说，一个人越是远离那些主要具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类型的载体阶层，那么他加入一种伦理的理性会众宗教的倾向就会越发强烈。自汉谟拉比时代以降，举凡存在包税、借国家政治需要以供给而牟利、战争、海盗、大规模高利贷和殖民开发的地方，就无不存在着政治资本主义。越是接近那些现代理性经营的载体阶层，就越发容易融入一种伦理的理性会众宗教，因为这些阶层具有后面将要论述的那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经济特性。

显而易见，仅仅存在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足以产生出一种统一的伦理，更不用说一种伦理的会众宗教了。实际上它不会自动产生出任何统一的结果。理性的宗教伦理和特殊类型的商业理性主义之间有着何种性质的因果关系，这里暂不进行分析，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存在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想确认，在经济理性主义同严格主义的伦理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和力，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这种亲和力在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有土壤——西方——以外只是偶有所见。随着我们对经济理性主义典型载体的研究，我们对西方的这种现象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它的表现将会更加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