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巫术伦理到良心、罪与救赎

只要对精灵的信仰理性地转变为对诸神的信仰，只要对精灵的强制让位于对适合礼拜的诸神的崇拜，精灵信仰的巫术伦理也会经历某种转变。这种重新取向是通过以下观念得以发展的：谁要蔑视神定的规范，恐怕就会招来专门照料这些规范的神在道德上的不满。于是人们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假设：敌人获胜或者有其他灾难落在自己群体头上，那并不是因为神的虚弱，而是因为神不满于信徒们违逆他所守护的法则而感到恼怒所致。因此，群体的罪孽乃是咎由自取，神会降临灾难以表示对他所宠爱的人们的惩罚与教诲。于是，以色列的先知们总是能够指出他们每一代人民或其祖先的不端作为，而这些作为招来了上帝几乎是无尽的愤怒，因为事实是明摆着的：上帝让他的子民成了根本就不崇拜上帝的异族人的臣民。

这种观念在神的概念走上了全能之路的地方，都以所有能够想像到的形式得到了普及，构成了一种脱胎于巫术传统的宗教伦理，而那些传统只是以恶魔的魔法观念发挥作用的。因此，违逆神的意志就是一种成为良心负担的道德罪孽，完全不管直接的后果如何。降临在个人头上的灾难都是神定的惩罚，是犯下了罪孽的结果，由此，个人希望通过“虔诚”（神能接受的行为）获得解脱，从而使个人得到救赎。在《旧约》中，意味深长的“救赎”观念仍然有着摆脱具体灾祸的基本的理性含义。

在宗教伦理的早期阶段，它和巫术崇拜一直有着另一个共同特征，因为它往往是由诸多异质传统和禁律构成的综合体——因此它产生于形形色色的动机和需求。从我们的现代观点来看，在这个综合体内，几乎不存在重要和不重要因素的差异，对道德规范的任何违背都会构成罪。后来，对这些道德观念加以系统化，由于理性地渴望通过让神愉悦的行为以确保个人的外在快乐，结果可能就是把罪看作一体化的抗神（恶魔）力量，不管它附着在什么人身上。而善则被认为是一种对待神圣的态度、以及根据这种态度而做出一贯表现的整体能力。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还会发展出一种救赎的希望，一种为善而善的无理性渴望，从而获致对这种德行的慈善意识。

几乎有无穷尽的各种观念，通过一再与纯巫术观念相互交错而导致了虔诚的升华，这成了一种特殊生活行为的持久基础，因为升华产生了持久动力。当然，这种升华是极其罕见的，只是断断续续地通过日常宗教而臻于完全纯正。如果罪与虔诚仍被分别视为整体力量，仍被认为很可能是物质的实体，我们面对的就仍然是“巫术”领域；在这个阶段，行为人的“善”、“恶”之性质就会仿照某种毒物、某种医用解毒剂或者某种体温的性质被加以解释。因此，在印度，一个人通过苦行得到并蕴涵在他体内的神圣力量——tapas[21]，最初指的就是交配季节的禽鸟、宇宙起源时的造物主、由禁欲而致神圣歇斯底里时的巫师所产生并导致了超自然力量的热。(https://www.daowen.com)

从这里走向如下观念——行善者会得到一副具有神性来源的灵魂、会以各种形式拥有内在的神性，其间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这一点后面我们还会论及。同样，从罪乃是人体内的一种毒物、必须经由巫术手段加以救治这一概念，到让他着魔的恶魔概念，再到极恶的恶魔力量——作恶者必须与之进行斗争以免屈从于它的危险力量——这一达到顶点的概念，也有很长一段距离。

决不是任何伦理都经过了达到这些概念的全部历程。儒家伦理就没有极恶的概念，总的来说，也缺少罪是一种整体的恶魔力量这种概念。希腊或罗马人的伦理中也不包含这些概念，他们不仅没有那种有组织的独立祭司群体，而且没有先知这种历史现象，它通常都是托庇于宗教救赎而产生出一种集中化的伦理规范。印度并非没有先知，但它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和一种高度升华了的救赎伦理。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先知与祭司是宗教伦理之系统化和理性化的孪生载体。但是还有第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决定着宗教伦理的演进：先知与祭司们竭力按照某种伦理方向施加影响的俗众。我们现在必须简要审视一下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