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魅力权威与超凡魅力共同体
“超凡魅力”将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而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做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这些力量和素质为普通人不可企及，而且被认为出自神圣来源或者被当做楷模，在此基础上，有关的个人则被视为“领袖”。在上古时期，这种特殊品质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背景，举凡先知、以医术或法术闻名者、狩猎头领或战争英雄，莫不如此。至于如何从伦理的、美学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观点出发对这种品质作出终极评价，对于定义的目的来说自然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惟一重要的是那些服从超凡魅力权威的人、那些“追随者”或“信徒”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这种人物的。
就现在的目的而言，应当提一下具有这种意义上的超凡魅力的不同人物类型。其中包括一种“狂人”，但其狂暴激情的魅力有时被归因于药物的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中世纪的拜占庭，这类具有好战狂热超凡魅力的人一直被作为一种战争利器供养着。还有一种类型是“萨满教僧”，其纯粹类型的巫师必须以癫痫式的发作作为入定的手段。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8]则代表了另一种类型，他可能是个极其老练的骗子（尽管这一点还不能十分肯定）。最后则是一种文人类型，比如库尔特·艾斯纳，〔7〕他为自己鼓惑人心的成就而极度兴奋。一般都把这些人物看做“最伟大的”英雄、先知和救世主，但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分析将把他们置于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探讨。
Ⅰ 关于超凡魅力的效力，关键要取决于服从权威的人们是否承认。如果它被公认的证据所证实——最初总是通过奇迹或者因为热中于相关的神启、英雄崇拜、对领袖的绝对信赖，这种承认就会大量涌现并得到保障。不过对于名副其实的超凡魅力来说，其正当性要求的基础并不在于得到这种承认，而是在于这样的观念：服从超凡魅力权威的人们有义务承认它的名副其实并据此而行动。从心理学上说，这种承认乃是出于激情、绝望或希望而对超凡魅力品质拥有者的纯个人忠诚。
没有任何先知会认为他的品质要取决于大众对他的看法。也没有任何一位当选国王或军事领袖会仅仅把反对他或对他视若无睹的人看做是违反义务。即使征兵在形式上是自愿的，如果拒不参加这样一位领袖率领的军事远征，也会遭到普遍的鄙视。
Ⅱ 如果一位领袖长时间得不到这种证据和成功，如果他显得舍弃了他的神、他的神秘力量或者英雄力量，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他的领导权不能给追随者带来实惠，那么他的超凡魅力权威很可能就会荡然无存。这就是国王们的神授权利（Gottesgnadentum）的真正含义所在。
即使古日耳曼的国王们，有时也会遭到这种鄙视。在所谓的原始民族中，类似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在中国，君主的超凡魅力品质通过继承关系而世代相传，对它的认可条件非常苛刻，举凡各种灾祸——不仅是战败、而且包括旱灾、水灾以及种种被认为不祥的灾象，都会迫使他公开悔罪，甚至有可能迫使他退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他并不具备必需的超凡魅力德性，因而不是一个合乎道统的“天子”。
Ⅲ 一个服从超凡魅力权威的有组织群体，可以称之为超凡魅力共同体（Gemeinde）。它的基础是一种情感上的共同体关系形式（Vergemeinschaftung）。超凡魅力领袖的行政班子并不是由“官员”组成的，它的成员几乎无需具备技术素养。它既不是在社会特权基础上，也不是从家庭或者人身依附角度进行挑选。毋宁说，那是按照其成员的超凡魅力品质进行挑选。先知有其信徒，军阀有其扈从，领袖一般来说有其代理人（Vertrauensmänner）。不存在任命、罢免、资历或升迁之类的事情，只有领袖根据受其召唤者的超凡魅力资格而随时发出的召唤。这里没有等级制度，领袖只是进行一般的干预，或在某些情况下他认为行政班子缺少完成特定任务的超凡魅力资格时进行具体干预。也不存在什么行政辖区或者明确的权限范围，也没有在社会特权基础上对官职权力的占用。不过可能会有超凡魅力权力与个人使命的区域性和功能性界线。而且不存在薪金和俸饷之类的东西。(https://www.daowen.com)
信徒和追随者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往往主要是一种共产主义关系，依靠自愿捐赠为生。没有常设的行政机构，处在行政位置上的是一些代理人，由他们的领袖为他们提供超凡魅力权威，或者他们拥有自己的超凡魅力。没有形式上的规则体系，也没有抽象的法律原则，因而没有以它们为取向的理性司法裁判过程，也没有以司法判例为取向的法律智慧。形式上的具体判决都是根据不同情况重新裁定，而且最初都被视为神的裁决和启示。从实体观点来看，任何超凡魅力权威都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尽管已有成文……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先知就像真正的军事领袖以及任何这种意义上的真正领袖一样，会宣示、创造或要求新的义务，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凭借神启、神谕、灵感或者他自身的意志，它们会由于出自这样一个源头而得到宗教、军事或政党集团成员的承认。这种承认乃是一种义务。一旦这样一个权威与另外某个同样宣称具有超凡魅力资格的竞争性权威发生冲突，那么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领袖的巫术手段或实际斗争一决高下。一般来说，这种冲突只能有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则只有必须受到惩罚的罪错。
由于超凡魅力权威总是“超常规”的，因而总是与理性的、尤其是官僚制的权威形成尖锐对立，也与传统型权威完全背道而驰，不管那是家长制的、家产制的还是等级式的传统权威，因为它们全都是一种日常的支配形态，而超凡魅力类型则与之截然相反。官僚制权威尤其理性，因为它受制于可以进行知识分析的规则；而在毫无规则可言这个意义上说，超凡魅力权威是特别无理性的。传统权威则受制于从过去沿袭至今的先例，因而也是以规则为取向。超凡魅力权威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拒绝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它不承认凭借财富而对权位的占用，不管拥有财富的是一个首领还是一个社会特权群体。只要个人的超凡魅力能够得到证实，就是说，只要它能够得到公认，只要追随者与信徒体验到了超凡魅力的益处，这就是超凡魅力权威的惟一正当性基础。
以上所述几乎无需进一步的讨论。说到底，它既适用于宗教先知或者战争英雄，也适用于纯粹由平民表决产生的统治者（拿破仑的“天才统治”则把下等人推上了王位，或者使之成为高级军事将领）。
Ⅳ 纯粹的超凡魅力尤其不适于进行经济考虑。只要它一出现，就会构成一种最强烈意义上的“天职”，一种“使命”，或者一种“内在的义务”。就纯粹类型而言，它鄙视并拒绝把恩宠作为一种收益来源，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就像某些情况下的先知及其信徒一样，超凡魅力也并不总是弃绝财产，甚至并不弃绝获利。英雄般的武士及其追随者会四处寻找战利品；选举产生的统治者或者超凡魅力政党领袖也需要物质的权力手段。前者还需要让自己的权威具有辉煌的表现以支持他的声望。只要真正的超凡魅力类型仍然得到拥护，遭到鄙视的就只是那些传统的或者理性的日常经济活动，以及通过持续的经济活动获得常规收益。它的供给或者是依靠馈赠——大量的捐物、捐款、受贿或酬金，或者是依靠施舍，它们构成了自愿的供给类型。另一方面，“掳掠”或敲诈则是超凡魅力供给需求的典型方式，不管那是使用暴力还是其他手段。从理性经济活动的观点来看，超凡魅力需求的满足乃是典型的反经济暴行。它拒绝涉足任何日常的平凡世界，仅有可能抱着极为漠然的态度容许那些杂乱无章的获利行为，它们有助于摆脱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依靠财产权收入可能会成为某些群体的超凡魅力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情况在一般的超凡魅力“革命者”那里却极为罕见。
耶稣会士被禁止担任教会职务，就是在理性地运用这一信仰原则。显而易见，所有的禁欲主义者、托钵僧以及献身于某种信念的斗士，无不属于这一范畴。几乎所有的先知都以接受自愿馈赠为生。圣保罗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乃是直接针对那些寄生虫般的超凡魅力传教士们而发，显然不是对经济活动本身做出的正面评价，仅仅是阐明每个人都有义务设法自食其力。因为他知道，对野地里的百合这一纯粹超凡魅力的寓言[9]不可能寄望于字面上的用法，而是最好“不为明天发愁”，这才有可能指望得上。另一方面，那种主要是追求艺术类型超凡魅力信仰的情形，其信众远离经济斗争仅仅意味着他们真正有能力保持“经济独立”，这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那是一些靠财产权收入为生的人。斯特凡·格奥尔格[10]的圈子——至少它的本意——就是如此。
Ⅴ 在传统主义时期，超凡魅力乃是巨大的革命性力量。同样是革命性力量的“理性”（reason）则是从外部发挥作用：改变生活环境、从而改变环境中的问题，最后则以这种方式改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者使个人理智化。另一方面，超凡魅力可以带来因痛苦、冲突或激情而产生的一种主观的或者内在的重新取向，结果可能就是，由于对“尘世”〔8〕的不同问题所秉持的所有看法都出现了全新的取向，从而导致那些核心看法与行动方向发生根本改变。在前理性主义时期，传统与超凡魅力几乎就是仅有的行动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