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姓禁忌、职业等级伦理、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禁忌规范可能会给贸易和市场的发展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交往造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像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就告诫教徒说，本教以外的人们是绝对不洁的；这给信徒与他人的交往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直到最近也还是如此，尽管借助于形形色色的虚构已经使这种局面得到了缓解。印度的种姓禁忌对人际交往的限制远比中国神灵信仰的风水制对贸易的干预强有力的多。〔15〕当然，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也会存在基本生活需求对宗教权力的天然限制。因此，按照印度的种姓禁忌，“工匠之手总是洁净的”。矿山、工场、可在商店里出售的任何物品，以及托钵僧弟子（婆罗门的苦行门徒）接触过的食物，也都是洁净的。在有产阶级一夫多妻制的利益压力下，惟一容易遭到大范围突破的印度种姓禁忌，就是种姓之间的两性关系禁忌，低等种姓的姑娘在某些范围内可以获准作妾。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印度劳动力的种姓制也会像中国的风水制一样缓慢消失，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理论上说，种姓禁忌的限制未必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出现。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凡是禁忌发挥着巨大能量的地方，决不可能出现原生性的经济理性化。尽管人们会做出一切努力去削弱种姓隔离，但基于种姓制度的心理抵触仍在发挥作用，这就阻止了不同行业的工匠聚集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种姓制度倾向于永远保持手工业类型的劳动专业化，即使不是通过主动的规定，也是由于它的普遍精神和前提而产生的结果。种姓的宗教认可对于经济活动的全面精神影响，与理性化的影响完全背道而驰。在种姓制度下，特定的行业就其作为不同种姓的标志而言，都需要获得一种宗教认可，并具有神圣天职的性质。即使最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盗贼也不例外——都会把自己的行当看作特定神祇或者特殊神意所注定的，是安排给成员的特殊生活使命，每个种姓都会通过技术上尽善尽美地完成指派给它的天职来培育价值感。

但是，一个种姓制度的职业伦理显然是传统主义而不是理性的，至少就相关的行业来说是如此。它要在——按照行业标准——产品质量的绝对完善中得到实现和确认。它的思维方式同生产方式理性化的可能性极不相容，与按照理性商业经济路线而系统地组织商业经营的可能性也极不相容，前者是所有现代理性工艺的基础，后者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人们必须到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中才能看到对经济理性主义和经营者的道德认可。种姓伦理颂扬的是手艺精神并为此骄傲，而不是以货币来衡量的经济收益，也不在乎把理性的工艺运用于对劳动力的理性使用所带来的奇迹，它在乎的是生产者个人的精湛技巧，这体现在与生产者特定种姓相称的产品的精美与价值上。(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应当注意到，从我们就这些关系提出的一般性论点可知，尤其对于印度种姓制度来说，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和信仰灵魂转世的联系，特别是与这一信条的联系：个人命运在来世得到任何可能的改善，都要依赖于忠实地完成因种姓身份而在当下指派给他的终身职业。任何脱离自己种姓的努力，特别是企图闯入其他种姓和更高种姓的活动领域，都有可能招来恶魔的魔法，且很有可能对来世不利。这就说明，根据对大量印度事务的观察，为什么恰恰是天生最渴望改善来世身份、最坚定地恪守种姓义务的最下等种姓，却从不打算通过社会革命或改革去颠覆种姓制度。《圣经》强调的重点在路德的指令中得到了响应，即“坚守你的职业”，而这在印度人当中却被升华为一种基本的宗教义务，并且由强大的宗教制裁措施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