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组织与僧侣政治组织

〔1〕即“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一文，原载Logos第四卷，1913，235ff，后收入GAzW，427—74。然而，读者应当从一开始就知道，本书自第二部分以下，即手稿较早的主要内容，都是沿用了这篇论文的术语。关于另外一些相关的术语，见本书附录一。（R）

〔2〕用一个单独的英文术语精确翻译韦伯使用的Verstehen看来并不可取。“理解”是最常用的。后面将根据文本的具体需要，还会使用其他的表达方式，比如“主观上可以理解的”、“从主观意义上解释”、“领会”等等。

〔3〕在这一系列定义中，韦伯使用了若干需要讨论的术语。除了前注已经提到的Verstehen以外，还有4个重要术语：Deuten、Sinn、Handeln与Verhalten。Deuten一般被译为“interpret”（解释）。正如韦伯在本章中的用法一样，它指的是对主观心态的解释，以及对行动者有意给出的意义的解释。“解释”一词的任何其他含义对于韦伯的讨论都是无关紧要的。Sinn一般译作“meaning”（意义），它的变体，特别是相应的形容词sinnhaft、sinnvolt、sinnfremd，一律使用特定的译法“meaning”。再次说明，这个译名始终指的是主观心态内容或最终可以指涉这种心态的符号系统的特征。Handeln与Verhalten是两个直接相关的术语。Verhalten系较为广义的术语，指的是个人的任何表现模式，不管用以对它进行分析的参照系是什么。“behavior”（表现）看来是它最合适的英文对应词了。另一方面，Handeln是指韦伯所说的仅仅就主观范畴而言在技术意义上能够“理解”的人的表现这一具体现象，其最合适的英文对应词当是“action”（行动）。这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用法是一致的，而且看来已经得到了公认。“conduct”（品行）的情况也是这样，而且不时被使用。因此，只有在构成了action或conduct这个特定意义上，Deuten、Verstehen与Sinn才适用于指称人的表现。

〔4〕第一部分所收韦伯的文本，是按照在他生前的德文文献中常见的方式加以组织的，在那里，他都是首先确定某些基本定义，然后对其进行评注。这些评注显然不是让人在寻常意义上去“读”的，毋宁说是用作有关的素材以澄清一些理论概念及其含义并加以系统化，在德文版中是以小号字体排印的，在第一部分的其他行文中我们也遵循了这种做法。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评注都相当简要，而在“社会学”与“社会行动”定义下，韦伯写出的实际上是些方法论论文（见一，A—B），因其比较详尽，我们排印时用了常规字体。

〔5〕韦伯所说的“纯粹类型”，系指他本人常用的、且在他的方法论文献中常见的“理想类型”。读者可以参考韦伯论文的一般取向（下面韦伯对此也有提示），“Die Objec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载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Edward Shils 与Henry Finch 译编（Glencoe：The Free Press，1949），50—113；1904年初版，AfS，vol.19；GazW重印，1949，146—214］；另见Alexander von Schelting，“Die logische 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 von Max Weber”，AfS，vol.49，1922，623ff and Max Webers Wissenschaftslehre，1934；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 McGraw-Hill，1937），ch.16；Theodore Abel，Systematic Sociology in German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9）。［另见Raymond Aron，German Sociology，trans.by M.and T.Bottomore（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4），based on 2nd French ed.of 1950。］。

〔6〕这是德文单词Evidenz不那么确切的译法，因为很遗憾，英文中没有切当的对应词，所以就根据特定的上下文关系出现了不同的译法。其主要含义谓科学家或思想家得以确信并接受某个命题时的基础。正如韦伯本人指出的那样，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借助逻辑的、数理的或者其他可能有意义的关系模式，可以从既定的前提“看出”一个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看出”一个算术问题的题解或者一个几何定理的订正。另一个方面则涉及经验观察。如果一项观察活动得以充分完成，那么就可以在同样意义上说，人们“看出”了相关叙述性命题的真实性。Evidenz一词并不指涉观察过程，而是指观察结果的质量，观察者据此可以在证实一个既定陈述时感到理由确凿。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确定性”似乎是个适当的译法，有时则适于译作“清晰”，还有些情况则适于译作“精确”。“直觉”一词并不适用，因为它指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7〕韦伯这里使用的是aktuelles Verstehen一词，以此和erklärendes Verstehen进行对比。他也把后者叫做motivationsmässig。“aktuell”在这段上下文中译作“观察的”。从韦伯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的主要标准就是从并不涉及任何更广泛背景的直接观察中推导出行为之意义或者符号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erklärendes Verstehen所指的特定行为则必须放在更广泛的意义背景下去观察，因为它所涉及的事实不可能从对特定行为或表达方式的直接观察中推导出来。

〔8〕德文词是Sinnzusammenhang。它指的是在意义层面上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的诸多要素。这些要素之间有若干可能的意义关系模式，比如逻辑的一贯性，美学风格的和谐，或者手段之于目的的适用性。但是无论如何，必须在Sinnzusammenhang和具有因果依存关系的要素系统之间作出区别。看来没有任何一个英文词或词组是能够始终单独胜任的。这里根据上下文的变化使用“意义背景”、“意义综合体”，有时是“有意义的系统”等说法。

〔9〕德文词是gemeinter Sinn。韦伯背离常规用法不仅仅是扩展了这个概念的意义。正如他在这段方法论讨论结束时所说的，他并不仅限于用这个概念指涉可以合理地认为每个具体的行动者都能清楚地自觉意识到这种意义时的情况。特别是，韦伯要做的是阐明一个操作性概念。问题并不在于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样一种预期意义是否比较明显地“确实存在”，而在于这一概念能否提供一个逻辑框架以便进行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观察。对这些观察的效力进行检验并不在于看它们的目的是否直接合乎常识，而在于这些技术性观察的结果能否令人满意地组织起来，并与一个系统性知识体系中的其他观察结果联系起来。

〔10〕以上这一段极为简洁地概括了韦伯根据逻辑条件证明因果关系的理论。他在“‘Objectivity’in Social Science…，”一文中最为充分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在GazW的其他部分中也有讨论。在Schelting，Max Webers Wissenschaftslehre一书中也能看到最完备的补充讨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则有比较简要的讨论，ch.16。

〔11〕见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1901，vol.111，420，444ff，以及韦伯关于“Critical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Sciences”的论文，载Shils and Finch，eds.，op.cit.，113—188；另见GAzW，215—90。（R）

〔12〕sinnhafte Adäquanz这一表述是韦伯的技术术语中最难翻译的术语之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累赘地译作“意义层面上充分的”这个短语。从讨论的过程中应当看得很清楚，韦伯指的就是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认识某个或某些行动者主观心态的特定目的。但他也谨慎地指出，除此以外，“因果上充分”还意味着从主观角度与客观角度进行观察的结果之间有着令人满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可以叙述的显性行动进程的观察，并不涉及行动者的主观心态。关于这里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见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chaps.Ⅱ and Ⅴ。

〔13〕这是韦伯频繁使用的Chance一词的首次亮相，这里译作“概率”（probability），因为韦伯把它用作可与Wahrscheinlichkeit互换的术语。然而，由于“概率”一词是在技术性的数理意义和统计学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它也就意味着用数字进行表述的可能性。这在韦伯使用Chance（机会）一词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从较高和较低程度的概率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有可能的。为了避免与技术性的数理概念相混淆，译文中将会经常使用“可能性”（likelihood）一词。正是借助于这个概念，韦伯以极富创意的方式填补了对显性行动的意义解释和必然是更为复杂的显性行动事实之间存在的裂缝。

〔14〕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教授在其著作Reason and Nature中使用的“具体化”（reification）一词，看来正合韦伯的用意。如果一个概念或概念体系的批判分析能够表明是抽象的，而被简单利用时好像能为上述具体现象提供一种适当的总体描述，那就是被“具体化”了。“具体化”的谬误实际上就是怀特海（Whitehead）教授所说“错置具体性的谬误”的另一个说法，见他的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见August Weismann，Die Allmacht der Naturzüchtung（Jena：Fischer，1893）；他的反对者大概是Alexander Götte（1840—1922），即Lehrbuch der Zoologie（Leipzig：Engelmann，1902）和Tierkunde（Strasbourg：Trübner，1904）两著的作者。（R）

〔16〕在以上以及下面的某些分类中，术语既不是以德语也不是以英语为标准的。因此，正如韦伯的定义存在某种程度的随意性一样，相应的英语定义也同样如此。应当记住，它们都是包含了一种规范性要素的行动取向模式。“习惯”看来是Brauch一词最恰当的译法了，因为，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这里的主要标准就是“按照模式去做”。这对于把Sitte译为“custom”（习俗）看来也开了一个适当的先例。韦伯在第一条评注中与“风尚”所作的对比，在两种语言中实质上是相同的。Interessenlage一词则出现了更大的困难。它包含了两个成分：自我利益方面的动机和以环境提供的机会为取向的动机。看来单独用任何一个英文术语都不可能传达出这个意思，因而不得不求助于一种比较曲折的表达方式。

〔17〕在韦伯的用法中，“convention”（惯例）一词要比Brauch更狭义。区别在于这一事实：一种作为行动取向的规范性模式，只有在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秩序的组成部分时，它才是合乎惯例的，尽管正当性意味着遵守道德义务，但这个问题并不涉及“习惯”。这个区别与W.G.萨姆纳（W.G.Sumner）对于“民德”与“民风”所作的区别密切相关。看来最好还是采用与韦伯的用意最为贴近的这个英文词。

〔18〕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从经验上谈论构成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核心命题的这项陈述。他发现“观念”有可能在决定行动时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论，观念体系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并不像在具体情况下出现理性化过程的趋势时在理性化程度上产生的差别那么多。这项系列研究在韦伯去世之前并未完成，但所有适于出版的素材都已集中在三卷本的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GazRS）中了。

〔19〕确认韦伯的这个说法已不再可能。极有可能这是一个作出了规划但从未写出的结尾。

〔20〕读者可能很容易在对照第七节的分类时对这里的分类依据产生困惑。这里的分类指的是以暴力维持正当秩序的动机之一，下一节的分类则是赋予该秩序以正当性的动机之一。这说明自我利益的动机是包括在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之中。比如，不信宗教的人物也完全有可能支持王权神授说，因为他们会感到，一种依赖于王权神授说的秩序一旦瓦解可能会产生不可取的后果。然而，这并不是为一种合乎该秩序要求的直接个人道德义务感奠定基础的可能动机。

〔21〕莱茵施泰因（Rheinstein）的校订。见他编辑的前引书，7。（R）

〔22〕1745年，莫里斯·德·萨克斯（Maurice de Saxe）尽管在力量悬殊的第一轮交战中受到重创，但最终击败了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特（William Augustus，Duke of Cumberland）统率的英军。

〔23〕这里自然应当指出：在谈论作为一个“强权政治家”的韦伯时，冲突或斗争（kampf）以及权力的定义（第十六节）往往会被脱离上下文加以曲解。不过，这一节是在定义从那种无约束、无限制暴力斗争直到受调整的和平竞争等等各种冲突。事实上，单纯的冲突与权力并非韦伯的主要关切所在，他关心的是各种受到调整的正当行动及其群体背景。

〔24〕正如韦伯进一步解释的那样，他是在一种连续的而不是二分的意义上使用“共同体”和“联合体”概念的，因而保持了与滕尼斯对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 ellschaft）配对比较的关键不同。同样，韦伯也否定了祁克所谓“冷血的”罗马法和“共同体的”日耳曼法这种令人不满的对比，尽管他是作为一个日耳曼法专家而不是罗马法专家开始自己的生涯的。（R）

〔25〕这里指的是1918—1919年革命期间在德国工厂中形成并获魏玛宪法承认有权在联邦经济委员会中拥有代表资格的Betriebsrate。权威的英语著作是W.C.Guillebaud，The Works Council.A German Experiment in Industrial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https://www.daowen.com)

〔26〕韦伯这里的用语是Nahrungsspielraum。这个概念意为个人或群体生活标准所依赖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的范围。与此相比，获利机会（Erwerbsspielraum）是指同样的资源与经济机会的范围，意思是它们可能会作为利润的来源发挥作用。这个对比中所包含的基本区别在韦伯后面的分析中（见第二章，十，及以下诸节）至关重要。

〔27〕像帕森斯那样把Verband译作“法人团体”，很容易在常识和历史层面上引起误解，因为韦伯的术语不光包括经济群体或自治性——往往都是职业性——团体。帕森斯选定的术语“有组织群体”仍予保留。“组织”一词从字面上应当理解为带有一个“机构”、但未必具有一种理性化性质的群体；理性化则会使它成为一种“经营”或者一个“正式组织”（见第十五节）。　——关于韦伯更早的Verband与Verbandshandeln定义，见附录Ⅰ。（R）

〔28〕“客观可能性”（objektiveMöglichkeit）的概念在韦伯的方法论研究中发挥着重大的技术性作用。根据他的用法，如果把某事物设想为经验上的实存“言之有理”，那就是“客观上可能的”事物。这是一个遵守形式逻辑条件的问题。是否能够根据任何显著的概率或者近似值去实际发现这种“客观上可能的”意义上的现象，在逻辑上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29〕见Ferdinand Lassalle，“Uber Verfassungswesen”一文，载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Eduard Bernstein，ed.（Berlin，Cassirer，1919），7—2。（R）

〔30〕见Otto Gierke，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örperschaftsbegriffs（Berlin，Weidmann，1873），829；Hugo Preuss，Gemeinde，Staat.Reich als Gebietsköperschaft（1889）。普罗伊斯是祁克的学生之一，对于魏玛宪法的制定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大约在同时，韦伯也曾断断续续地为厘清这些定义作出了贡献。（W与R）

〔31〕帕森斯在翻译时指出，“Herrschaft一词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对应词。不过，像N.S.蒂马舍夫（N.S.Timasheff）在其《法律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Sociology）中使用的‘强制性控制’还是很接近韦伯的意思的”（帕森斯编前引书，152）。因此，他借用了这个词“用于最一般的目的”。后来帕森斯又作出了这样的说明：他现在宁肯使用“领导权”一词。然而，为了更加明确的目的，他使用的是“权威”一词。帕森斯在对（本迪克斯和莱茵施泰因/席尔斯使用）“支配”表示异议时指出，“就其最一般的含义来说，我现在应当把Herrschaft译为‘领导权’，事实上可以肯定，该词就是意味着一个领袖对他的追随者拥有权力。但是‘支配’却意味着这个事实——而不是为了有效发挥职能对集体进行整合（特别是对至关重要的Verband或者法人团体进行整合）——从韦伯的观点来看是个决定性因素。我不相信前一种解释体现了韦伯思想的主流，尽管他分析权力时在某些方面是个‘现实主义者’。依我看，他不遗余力地强调正当化的重要性，尤其表明了这是更加可取的解释。因此，我想坚持自己的决定去翻译legitime Herrschaft，对韦伯来说，这是一般的结构分析——比如对权威的分析——最为重要的情况，具有压倒性意义。”（见T.帕森斯对Reinhard Bendix，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的评论文章，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5：5，1960，752。）
在本节中我还是选用了支配一词，因为韦伯强调的是单纯服从命令这一事实，这种服从可能是出于习惯，一种对正当性的信仰，或者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然而，韦伯始终强调，除了臣民服从命令的意愿之外，通常还会存在一个班子，它同样会在习惯、正当性或者自我利益的基础上行事。从社会学角度来说，Herrschaft就是一种上级与下属、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构，它是建立在各种动机与强制手段基础上的。韦伯在第三章提出了一种正当Herrschaft的类型学，在那里，“权威”一词的确是合用的。但在第十章，他广泛讨论了Herrschaft的两个方面：正当性与暴力。读者应当看得很清楚，“支配”与“权威”都是“正确的”，尽管它们各自突出的是Herrschaft的一个不同成分。此外，在第二部分，Herrschaft则是完全特指中世纪家产制统治的庄园、采邑或者类似结构。这也是该词的历史渊源。Otto Brunner，Land undHerrschaft：Grundfragen der territorial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Osterreichs im Mittelater（维也纳，1959）是一项富有社会学价值的重要研究成果。（R）

〔32〕关于更早时候对纪律的讨论，见第二部分第十四章ⅲ：Ⅰ，“纪律的意义”。

〔33〕德文词是Devisenpolitik。在这里的语境中翻译就比较困难，因为德语并无“政治”与“政策”的区别，这两个意思都包含在Politik一词中。韦伯谈到的各种政策无需多说，因为他本来用的就是英文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