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政治著述

本书收入“德国重建后的议会与政府”（附录二）有三个原因：（1）弥补一下国家社会学未写出的部分；（2）矫正对官僚制一章（第九章）的片面理解——认为韦伯好像忽略了官僚是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非正式帮派网络这一事实；（3）把韦伯的主要政治著述之一介绍给英语读者，而这些著述几乎全都没有英译本。〔121〕

此文是最初为左翼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撰写的系列文章的修订本，该报是欧洲最著名的报纸之一，后被纳粹取缔。这些文章发表于1917年夏，时在伍德罗·威尔逊宣布参战之后。它们对帝国与普鲁士官僚的政治低能发出了轰动性的抨击，该报随后被要求接受出版前的审查，但这些文章的发表就足以证明，即使战时的德意志帝国，也远不像纳粹德国那么暴虐。

每当改革似乎陷入高度不确定的状态、革命还只有微弱的可能性时，韦伯都会慷慨激昂地呼吁政治民主化。他对议会制的支持决不是军事灾难——比如1918年9月鲁登道夫和总参谋部的那场灾难——阴影笼罩下发生的突然转变。韦伯多年来一直鼓倡议会政治。他自视为君主制的强大而忠诚的反对派一分子。他坚持认为应从民族利益着眼——部分是出于深刻的信念、部分是出于策略考虑——希望议会政治能够使比较理性的政治成为可能，在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上都应如此。他渴望德国在欧洲列强的不和谐音乐会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他从未鼓吹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在国内政治中，他希望被看作一个“富有阶级意识的中产阶级成员”，正如他与小资产阶级劳工运动和满腹空想的左翼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一样，他与冥顽不化的容克以及右翼浪漫派同样势不两立。他对左右两翼的文人墨客都会投以毫不含糊的蔑视态度——“议会与政府”中的大爆发即可为证。韦伯视人道主义事业为理所当然，但他又确信这项事业会因为嘈杂的炫耀和道学说教而受到损害。他敬重那些抱有纯粹的“终极目标伦理”（Gesinnungsethik）的和平主义者与革命党人。但他相信，政治乃是可能之事（the possible）的艺术，这就意味着，在一个遍布难以调和的意识形态和赤裸裸的利益考虑的世界上，必须做出道德上的妥协。

以此寥寥数语，根本不可能做到公平评判韦伯的政治学或者他的政治批评者。〔122〕“议会与政府”的读者应当谨记，它只是体现了韦伯政治学的一个阶段，而且既不是那个早期阶段——彼时，这位年轻教授曾蓄意在他的1895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说中使用高亢的民族主义豪言壮语去震撼他父亲那一代自由主义者，只是到后来他才表示了悔意；也不是那个最后阶段——此时，这位心灰意冷的民主党人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样怀着严重不祥的预感已从凡尔赛和会上返回家乡。韦伯预见到了威尔逊在凡尔赛的失败。他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社论（1918年10月27日），就权力平衡和调停艺术的严酷事实给他的政治学同行上了一课：(https://www.daowen.com)

富有善意和理解力的人们不会怀疑威尔逊总统的诚意。不过显而易见，他并没有充分领会到，如果德国政府接受了他的停战条件——这将使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抵抗变得不再可能，那么不仅德国，也包括他，都将被淘汰出局、不再是媾和安排中的主要因素。他本人作为世界仲裁者的地位端赖这一事实：如果美国军队不向同盟国伸出援手，德国军队至少还能强大得足以避免战败。如果局面变得与此不同，那些绝不妥协的势力——它们毫无疑问存在于其他敌国之中——将会占据优势并对这位总统以往的支持礼貌致谢、然后就让他完全靠边站。除非他对现在的盟友发动战争，否则他的作用将宣告结束。德国政府也应当考虑到这种事态。即使为了免于不必要的流血而停战是可取的，更好的做法无疑也不是如此专注于这样达成的停战。如果敌人坚持继续这场大屠杀，那么和谈可以举行，但却没有停战。〔123〕

在极端情况下，韦伯不会反对levée en masse（征兵制）和游击战（“民族解放战争”），1919年3月他在海德堡大学反凡尔赛条约集会上的演说即可证明；在他看来，威尔逊作出的所有民族一体享有自决权的承诺遭到了一次公然侵犯，对此他发出了抗议；然而，这种民族自尊心并没有阻止住右翼学生在他住宅周围设立纠察线并打断他的授课。他不再动之以情，而是投入了大量建设性活力，通过他的著述以及作为革命政府计划委员会的成员，致力于魏玛宪法的起草工作。〔124〕

其实，韦伯是在主张给予一种政治秩序以理性的支持，即能够在最本质的问题上给予认可。他的社会学可能有助于工业化与民主化社会中具有批判精神的组织人的自我澄清。韦伯的立场中最根本的辩证法就在于：他是人性缺陷与制度缺陷的尖锐批判者，但基本上是个抱有改革信念而不是革命倾向的道德主义者。〔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