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施、兄弟之爱和保护弱者

随着经济分化的继续，在劳动和满足眼前需求方面邻里互助的习俗，则会变成不同社会阶层当中的互助习俗。这个过程很久以前即在宗教伦理中得到了反映。神圣歌手和巫师这些最早失去土地契约的职业群体，就是依靠富人的慷慨馈赠为生的。因此，富人让宗教官员分享他们的富足，这在任何时候都会得到后者的赞颂，而富人的贪婪和吝啬则会遭到诅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早期自然状态的农业经济条件下，贵族的身份并非得自财富，而是得自殷勤好客、乐善好施的生活方式。因此，布施乃是任何伦理宗教都有的基本成分，尽管可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布施动机。耶稣有时会把前述补偿原则用做向穷人施舍的一个动机之源。这种观念的要旨是，神会更加确凿地为布施者提供来世的补偿，而不可能对穷人报以这种慷慨。这一观念还包含着教友们休戚与共的原则，在某些条件下能使兄弟之爱接近于一种仁爱共产主义。

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的五条诫命之一就是布施。布施也是古代印度教、儒教和早期犹太教所要求的“善举”。古代佛教的布施最初竟是虔诚俗众的惟一要务。最后，在古代基督教那里，布施几乎有着圣事般的高贵性质，在奥古斯丁时代，没有布施的信仰甚至被认为不是真正的信仰。

为信仰而生的贫穷的穆斯林武士，佛教的僧侣，困苦的古代基督教教友、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共同体成员，都像先知、使徒那样以施舍物为生，甚至救赎宗教的祭司们往往也是如此。在古代基督教以及后来像贵格会共同体那样的基督教各教派中，慈善援助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福利的保障，是维护宗教共同体和传教事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果会众宗教丧失了最初的教派动力，施舍也就或多或少地丧失了重要意义而变成机械的仪式。当然，原则上它还是继续存在的。即使在基督教大大扩张了之后，富人要获得救赎也仍然需要无条件布施，而穷人实际上被认为是教会内部一个特有的且必不可少的“身份群体”。提供援助自然会越来越不止于布施，病人、寡妇和孤儿一再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宗教价值。(https://www.daowen.com)

教友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朋友和邻里关系那样的特性，比如有望得到无息贷款，比如孩子有望及时得到无偿照料。美国有许多取代了教派的世俗组织往往都会向成员提出这样的要求。至关重要的是，穷苦教友有望从有权势的人和主人那里得到这种援助和慷慨。实际上，在一定限度内，有权有势的庇护人保护下属、对他们示以慷慨大度，也是他自身的利益所在，因为，只要还不存在理性的控制方法，他的收益说到底还是要依靠下属的善意与合作才能得到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从权势者那里获得帮助和保护的可能性，也给任何穷苦人——特别是那些神圣歌手——提供了动机去寻找并赞颂他们的慷慨。凡是家长制的权力和强制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的地方，特别是在东方，先知宗教都有可能以某种形式确立对弱者——妇女、儿童、奴隶等等——的保护关系，这与前述纯粹实际的局面有关。摩西时代和伊斯兰的先知宗教尤其如此。

这种保护也会扩展到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在与比较弱势的邻里之间的关系上肆无忌惮地利用自身的特殊阶级地位，无情地奴役债务人和扩张土地占有——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步的，这种典型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方式，由于侵害了群体的休戚与共，往往会遭到严重的社会谴责与宗教处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购买力获取消费品，以此投机性地利用处在较不利地位上的人们的临界状态，也会遭到同样的反对。另一方面，古代武士贵族的成员往往都会把赚了钱之后爬到社会上层的人看做暴发户。因此，这种贪婪从宗教观点来看到处都会被认为是可恶的行径。印度教的《法经》以及古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这样认为的。犹太教对这种贪婪做出的反应则是最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禧年[132]制度，每当禧年到来时，债务就被取消，奴隶会得到自由，教友们的境况也将得到改善。这种制度后来被解释为“安息年”制度，乃是神学决疑术的结果，也是对那些纯粹城市出身的虔诚者产生了误解的结果。任何在信念伦理方向上的系统化，都会从所有这些特殊要求当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宗教倾向或状态，即众所周知的“上帝之爱”（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