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正当性秩序

行动，尤其是社会行动，更不用说还有社会关系，可以受到正当性秩序是存在的这一信念的引导。行动在事实上将会这样发生的概率，就可以称为该秩序的“效力”（Geltung）。

1.因此，一种秩序的“效力”，并不仅仅指存在着一种受习俗或自我利益决定的社会行动的一致性。如果家具搬场公司定期定时发布租期届满的公告，这种一致性就是由自我利益所决定的；如果一个推销员在每月或每周的特定日子里去拜访某些顾客，这要么是习俗行为，要么就是以自我利益为取向的做法。但是，一个公务员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办公室里，这就不仅仅是根据惯常的习俗或者自我利益——如果他愿意就可以对它们视若无睹——采取的行动了；一般来说，他的行动还受一种秩序（即公务员条例）的效力所决定，他之所以服从这种效力，部分原因是一旦违逆就会给他带来不利，部分原因则是违例行为可能和他的责任感格格不入（当然了，程度会各有不同）。

2.只有当行为——接近于或总的来说——以明确的“准则”为取向时，一种社会关系的意义内容方可称为“秩序”；只有当出现了着眼于这些准则的取向时，一种秩序方可称为“有效”，而这种取向的出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行动者在某些可以估计的方面认为那是某种方式的约束或者楷模。当然，在具体情况下，以秩序为取向的行动会涉及非常多样化的动机。不过，如果至少一部分行动者认为秩序是一种楷模或者义务，因此应当具有约束力，那么除了其他动机之外，这种环境因素自然也会增大行动在事实上遵守——往往是相当高度地遵守——秩序的概率。一种仅仅由于纯粹的工具理性动机而被遵守的秩序，一般来说，远不如那些在纯粹习俗的基础上、即相应的表现已经变成了习惯而坚持下来的秩序稳定。后者乃是最常见的主观态度类型。但即使这种秩序类型，也还是远不如享有这种声望——被认为具有约束力，或者可以强调说，具有“正当性”——的秩序稳定。从经验上看，由传统型或权宜型动机的秩序取向过渡到信奉秩序的正当性，这是个渐进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

3.以秩序为取向的行动，可能并不像行动者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仅仅表现为遵守该秩序的命令。即使在规避或者违反命令的情况下，命令仍被承认为有效规范，这样的概率也会对行动产生影响。首先，从工具理性角度来看就尤其如此。窃贼的行动总是要顾忌到刑法的效力，所以才会鬼祟行事。显然，正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中的秩序被公认为是有效的，所以他才不可能公开侵犯它而不受惩罚。然而，撇开这个限制性情况不谈，对秩序的侵犯往往只是许多程度不等的局部偏离，或者是抱着不同程度的善意试图证明对它的偏离是正当的。此外，对秩序的意义也可能会同时存在不同的解释。每一种这样的情况，对于社会学的目的来说，只要它在实际上决定着行动进程，就可以说都是有效的。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可能会有诸多互相矛盾的秩序系统都被公认为有效，这一事实并不会给社会学研究带来难题。实际上，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以互相矛盾的秩序系统作为他的行动取向。这种现象不仅会像平时常见的那样发生在不同的时间里，甚至可能会发生在同一个具体行为中。一个参与决斗的人遵守的是荣誉准则；但同时，如果他要保守秘密，或者相反，去向警察自首，那么他考虑的就是刑法。诚然，如果规避或者违反人们普遍理解的秩序意义变成了一种常规，那就可以说，该秩序的“效力”已经有限了，在极端情况下则会荡然无存。因此，对于社会学目的来说，一种特定秩序的效力和无效之间并不是严格的非此即彼，恰恰相反，在两极之间有一个逐渐的过渡；而且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相互矛盾的秩序系统也会同时并存，只要存在着行动在实际上将要以它们为取像这样的概率，那每个体系就都是“有效的”。

［补论：］熟悉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的人们将会想到“秩序”概念在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的大作中发挥的作用，篇首提示中已经援引了这部著作，该书虽然和他的所有著作一样也是那么不同凡响，但却从根本上对这个问题造成了灾难性的曲解和混乱。（读者可以参阅本人对该书的批评性讨论，这在篇首提示中也已提到了。遗憾的是，由于本人厌恶施塔姆勒制造的混乱，讨论中的语气有些过于尖刻了。）施塔姆勒未能区分“效力”的规范意义和经验意义，而且没有认识到，社会行动的取向除了秩序系统之外还有其他事物。不过至关重要的是，他把秩序看作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然后试图把它纳入一种和“内容”的关系类型，就像认识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这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的其他谬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比如经济行动就是以对某些合用手段之相对短缺程度的认识为取向的，这涉及行动者的需求状态以及他人目前和未来的行动，如果后者也在对同一资源感兴趣的话。但在同时，行动者在选择他的经济措施时，当然也会使自己格外去适应那些被他认为有效的惯例秩序和法律规则，也就是说，他很清楚，一旦他违反这些规则就会招来他人的特定反应。施塔姆勒在这个极为简单的经验情境中再三引入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尤其是他坚称，秩序和实际的经验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个术语矛盾。当然，法律意义上的秩序的规范性效力与任何经验过程之间，确实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只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法律意义上得到正确解释的秩序是否“适用”于经验情境。问题是，它是否应当在规范性意义上被看作对经验情境是有效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其规范性命令的内涵对于这种情境来说应是什么。不过对于社会学目的来说，与法律不同的是，这仅仅是个主观上信奉秩序效力的概率取向，它构成了有效秩序本身。不可否认，就“因果”一词的日常含义来说，这种概率与相关经济行动的进程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